思，有對百姓疾苦的同情，也有儒家禮樂治國思想和大漢族主義。它反映了士大夫對國家命運的憂患意識，而這種意識又同儒家所謂“正禮作樂而天下治”、規勸君主以整頓倫理綱常為治國之本的思想密切相聯。由於這是從理念出發來寫的詩，所以在藝術上很粗糙，議論多而缺乏形象，語言也較誇飾浮靡，不夠簡潔生動。倒是此後所寫的另一些樂府詩，還顯得稍為深入，如《竹部》反映了伐竹人歷經艱辛卻因官家賦稅而忍受飢餓的生活，《織婦詞》記述了勞動婦女因為有紡織手藝反而被限制不準嫁人、不能享受人倫之樂的悲慘情景，以“羨他蟲豸解緣天，能向虛空結羅網”這樣絕望的呼號寫出了她們的痛苦心境。這些詩，雖然仍是出於政治理念，但多少有些真實感受，語言也還簡潔明快。
元稹一方面在理念上肯定杜甫式的“直道當時語”（《酬李甫見贈十首》之三），肯定詩歌要“刺美見事“（《樂府古題序》），但另一方面在更多的創作中，卻並不能遵照這種原則。他早年因詩傳唱宮中而被宮中人稱為“元才子”（《舊唐書》本傳），這大抵是些豔麗的小詩，如白居易所稱讚的那樣，“聲聲麗曲敲寒玉，句句妍辭綴色絲”（《酬微之》）。這類詩其實才是元稹真正愛好和費心創作的，所以在情感表達的細膩、意象色彩的明麗上很有特色。而且元稹受大曆、貞元詩風影響較深，如作於少年時的《清都夜景》和後來的《月臨花》、《紅芍藥》等，都運用了細膩的語言技巧來表現內心細微婉約的情感。以《落月》為例：
落月沉餘影，陰渠流暗光。蚊聲靄窗戶，螢火繞屋樑。飛幌翠雲薄，新荷清露香，不吟復不寐，竟夕池水傍。
另如《春曉》：“半欲天明半未明，醉聞花氣睡聞鶯。狋兒撼起鐘聲動，二十年前曉寺情。”把詩人在朦朧的回憶中心旌搖盪的情懷刻畫得十分感人。而元稹最為人稱道的是悼亡詩，寫得情深思遠、哀婉動人。如《遣悲懷》三首之一：
謝公最小偏憐女，自嫁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搜藎篋，泥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奠復營齋。
在上述體制較短的小詩外，元稹還寫了不少長篇排律。他素有此好，十六歲時所寫的《代曲江老人百韻》，即長達千字，在與白居易等結為好友後，互相唱酬，爭奇競巧，更寫了不少這種長律，動輒百韻，少也三十韻。這是為寫詩而寫詩，一味鋪陳排比，是最沒有詩意的押韻文字。可是，在《酬樂天餘思不盡加為六韻之作》中，元稹卻不無自矜地注道：“樂天曾寄予千字律詩數首，予皆次用本韻酬和，後來遂以成風耳。”
因為這種詩可以顯示博學強記、顯示鋪排的本領，所以在當時頗有影響，造成了一種玩弄文字遊戲的風氣。其實，這種詩在藝術上還比不上那首二十字的《行宮》：“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
豔麗而淺近的小詩和鋪張排纂的長律，在元和時風靡一時，被稱為“元和體”詩。元稹自己曾說過，前者是自己“屢為小碎篇章，以自吟暢”，想從律詩中找到一種“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宛然”的詩歌境界，後者則是與白居易“戲排舊韻，別創新詞”，“欲以難相挑耳”（《上令狐相公詩啟》）。但前者雖有些佳作，卻不能說達到了目標，後者本來就沒有真正詩歌意義上的目標。後來，元稹在仕途上一帆風順，政治上日趨保守，雖也寫下不少閒適詩篇，但大多隻是談佛言道，排遣個人情懷，表現一下自己的高雅與清曠而已。
比起元稹，白居易對新題樂府詩下的功夫要大得多，影響也大得多。一方面，他對詩歌創作有一套系統的看法，另一方面，他的新樂府不僅反映的社會生活面更廣，在內容上表現得更深入，而且在語言上也形成了獨特的平易淺切、自然生動的風格。因此，在這一詩潮中，他無疑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下邽（今陝西渭南）人。他少年時代是在戰亂中度過的，十二、三歲便離鄉到越中避亂。
德宗貞元十六年（800），他考中進士，貞元十八年應拔萃科考試，被授秘書省校書郎，與元稹一道開始了仕宦生涯。
元和元年（806），在應制舉時，白居易曾和元稹閉門思考現實社會的種種問題，寫下了七十五篇“對策”，這些後來被編為《策林》的政治短論，涉及了當時社會各方面問題，其中如反對橫徵暴斂，主張節財開源，禁止土地兼併，批評君主過奢等等，都反映了他們對社會的責任感和對政治的參與熱情。這一年，他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