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曾相識。”最後，沉浸在哀傷中的女子再彈一曲，聲音越發淒涼悲切，而同樣沉浸在傷感中的白居易聽畢之後，更是淚下沾襟。
在白居易的詩歌中，這一類敘事兼抒情的感傷詩是寫得最成功的一部分。首先，在敘事抒情中，他往往採用精緻生動、音聲色彩與氣氛相和諧的意象來勾勒一個個鮮明的畫面，烘托出濃重的情緒氛圍。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用最能引起人情思的月色、夜雨、鈴聲，組成有聲有色的傷感情景；“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從黃昏到凌晨，空殿螢飛、孤燈隻影、鐘鼓之聲、耿耿星河，四種色彩、音聲都給人以寂寞孤單感的意象，映襯出了玄宗徹夜不眠的苦苦情思。而《琵琶行》裡，一開始就挑選了“楓葉荻花秋瑟瑟”這樣的意象，以呈現悵惘傷感的氛圍，接著以“江浸月”，即江水寧靜地映著團團月色這樣的意象，再給人以孤寂的感覺；而聽了琵琶後，又以“唯見江心秋月白”這樣靜謐、蕭瑟的意象再次呼應，烘托出淒涼寂寞的心境。其次，白居易很善於掌握節奏，他以變化的節奏把畫面連綴起來，造成各種不同的氣氛。如《長恨歌》寫安史之亂中玄宗西遷的那一段，從“九重城闕煙塵生”到“回看血淚相和流”，畫面變換急促，好像鼓點頻敲，構成了緊張的敘事氣氛；而寫玄宗思念死去的楊貴妃的一長段，從“蜀江水碧蜀山青”，畫面變換便舒緩下來，顯得沉重緩慢，抒情意味便全出來了。這樣的不同節奏與內容結合得十分巧妙。又如《琵琶行》描繪琵琶女的演奏，最妙的不是精巧的比喻——這種比喻在顧況、韓愈、李賀詩中也有，而是善於透過描寫音樂節奏的變化來表現情緒的起伏。它開始零散，“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繼而“低眉信手續續彈”，出現了舒暢的節奏。此後逐漸由慢而快，用了反覆排比重疊的字句寫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詩的用字造句與琵琶聲響交映成趣。最後在一個小小的迴旋跌宕之後進入了高潮：“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然後這驚天動地之後又突然煞住：“曲終收撥當心劃，四弦一聲如裂帛。東舟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歸於一片寂靜。在這裡，不僅所描寫的音樂是有節奏感的，詩歌語言本身以及詩中畫面的變換也都是有節奏感的。這種絕妙的處理，便造成了起伏跌宕的感人效果。此外，這類感傷詩的意脈流暢而不呆板，明晰而不晦澀，抒情敘事結合得天衣無縫，語言也很明白易懂，這些就是白居易大多數詩歌都具有的共同特色了。
以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樂府詩創作為核心的一股新詩潮，以其對社會政治問題的強烈關注，和與此相關的平易通俗的語言，突破了過去一段時期內狹隘的詩歌內容，改變了過分雕琢的詩歌語言習慣，恢復了中國古典詩歌關心社會現實和民生疾苦的優良傳統，既開拓了詩歌的表現領域，也發展了新的詩歌語言。
但是，這一新詩潮過分偏激地強調詩歌的政治意義和理念化的傾向，也造成了另一方面的弊病。特別是在封建專制主義越來越嚴厲、個性受到的壓抑越來越強烈的環境下，文人的真實感情受到來自外部與內心的雙重壓力，個人的理想、慾望被潛藏起來，而冠冕堂皇的儒家倫理觀念便籠罩了詩歌。
白居易等人的詩在政治理念之外，還有真正為生活現實所激發的熱情，後來的有些拙劣的模仿者就不免單純或主要從理念出發，只是把詩歌當作工具，寫一些毫無激情的說教文字了。
………………………………………………
第五節 劉禹錫柳宗元
對於中唐詩人來說，如何擺脫盛唐詩風的籠罩，開創新的詩歌境界，是他們的重要課題。所以，很多詩人都在各自的角度摸索，在不同的方面創新，由此而出現了一種多元化藝術追求的趨向。以韓、孟和元、白為代表的兩大新詩潮固然最為引人注目，但在此之外，還有不少具有自己獨特風格、獨特建樹的詩人，其中比較傑出的，是劉禹錫和柳宗元。
劉禹錫（772—842）字夢得，洛陽人（今屬河南），貞元九年（793）進士，貞元末任監察御史時，與柳宗元等人參與了由王叔文、王伾領導而很快宣告失敗的革新活動，因此被貶為朗州司馬，此後長期在外地任職。至大和二年（828）才回到長安，先後任主客郎中、集賢殿學士。此後又曾出外任蘇州、汝州刺史，繼而遷太子賓客。有《劉夢得文集》。
劉禹錫早年隨父寓居嘉興，常去吳興拜訪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