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西昆體較之有精緻含蓄之長；習姚、賈體者每有細碎小巧之弊，而西昆體較之有豐贍開闊之優。而且，西昆詩人的作品也並不如一般批評者所說，完全是內容空泛的，如劉筠、楊億等七名館臣以《漢武》為題的唱酬詩，即是針對真宗妄信符瑞、東封泰山之事，而以漢武故事借古諷今。劉筠一首如下：
漢武高臺切絳河，半涵非霧鬱嵯峨。桑田欲看他年變，匏子先成此日歌。夏鼎幾遷空象物，秦橋未就已沉波。相如作賦徒能諷，卻助飄飄逸氣多。
此詩多用典故，但喻示切實，包涵豐富的內容，並無堆垛之病；語言典麗，組織細密，顯示了較高的藝術技巧。除此以外，他們的詠史詩和交遊贈別之作中，也有寫得比較有意思的。
但李商隱的詩實在很難學。它的表面特徵很強烈，只要有相當的文化素養就能把握，而李商隱那種深刻的思想、熾烈的情感、痛苦的經歷蘊涵於語言所形成的詩歌的張力，卻非常人所能摹仿。《西昆酬唱集》中固然有些佳作，但這些佳作也難以同李商隱的詩相提並論；更何況，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為寫詩而寫詩，如楊億在《西昆酬唱集序》中所說：
“歷覽遺編，研味前作，挹其芳潤，發於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因此，他們詩歌的弊病也就很明顯。譬如說，李商隱用典，主要是借典故所包含的情緒色彩和象徵意蘊，來顯示與烘托一種朦朧迷離的內在心境，而不是作為指示符號，即不是用“故事”替代某一事物，以甲換乙，顯示有學識有材料。西昆詩人卻容易犯這種毛病，像楊億、劉筠、錢惟演的《淚》詩，就只是把古來有關悲哀的故事集中在一起，好像是一堆謎語。又如他們學李商隱詩的絢麗色彩與綺瑰意象，但並非如李商隱那樣是出於表現內在情感的必須，而往往只是停留在外在物象上。如楊億寫《夜宴》，便是用些“綺宴”、“芳罍”、“飛舄”、“珠喉”、“薄雲”、“流雪”之類的辭藻，除了顯示富貴的生活氛圍和高雅的文化素養，再無其他意味，感情是很貧乏的。
在下一階段，西昆體遭主張詩文變革的人們的集中攻擊，這裡面有多方面的原因。一則西昆體確有很大的弊病，而這種詩體出於朝廷館閣詩人之手，在社會中的影響又特別大，所以主張變革文風的人首先要對付它。而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歷史文化方面的因素：西昆體實際上帶有濃厚的貴族趣味，這和宋代社會的特點不相容；西昆體有明顯的娛樂傾向，這和道統文學觀的日漸強化相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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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北宋初期的詞
詞這一新興文學體裁，經過晚唐五代以來許多文人的努力，在題材和語言風格上，大體形成了一定的格局。其間李煜雖有所突破，但只是一個特例，總的看來變化不大。到了北宋初期，詞繼續受到文人士大夫包括最高統治者的喜愛，據說宋太宗“酷愛宮詞中十小調子，……命近臣十人各探一詞撰一詞”（《續湘山野錄》）。不過詞的地位並未因此而提高，它仍然只是文人在樽前花間一觴一詠之際的娛樂性創作，而不是正面向社會表現自己人格、情操、抱負的文學形式，藝術上也沒有什麼突破。
北宋初的詞作者大都是詩人，如王禹偁、潘閬、寇準、錢惟演、林逋等都寫有詞作。也許，他們的精力主要是放在詩歌上，所以留下的詞作數量較少。而詞的風格，往往和各人的詩歌風格有些近似。如錢惟演的詞，也像西昆體詩一樣辭采華麗，注重於外表的雕飾，如《玉樓春》以“錦籜參差朱檻曲，露濯文犀和粉綠。未容濃翠伴桃紅，已許纖枝留鳳宿”寫新竹，真是金碧輝煌，卻實在毫無意趣。而寇準的《踏莎行》：
春色將闌，鶯聲漸老，紅英落盡青梅小。畫堂人靜雨濛濛，屏山半掩餘香嫋。密約沉沉，離情杳杳，菱花塵滿慵將照。倚樓無語欲銷魂，長空黯淡連芳草。
結構很精緻，視線從春天的遠景拉回到畫堂的中景，再拉到妝臺的近景，然後又從倚樓人的極目長眺拓開去，構成一個迴環往復的變化，寫出女子相思中的惆悵苦悶。
在這批作者中，王禹偁可以說是胸襟比較開闊的一個，他的《點絳唇》雖說篇幅小，境界卻頗為遠大，是北宋初期詞中的佳作：
雨恨雲愁，江南依舊稱佳麗。水村漁市，一縷孤煙細。天際徵鴻，遙認行如綴。平生事，此時凝睇，誰會憑欄意！
寫登高臨遠，視界廣大，以此襯托出末句所要表達的人生感慨。而林逋的小詞《相思令》，則是語言樸素，多少儲存了民間曲子的生活氣息：
吳山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