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的考慮。但從唐代社會和唐詩的變化的實際情況來看，這樣劃分並不合理，所以我們不採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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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杜甫
杜甫與李白一向被視為唐詩世界中兩座並峙的高峰，同時，他們也構成了唐詩的分野。儘管李、杜的年齡只相差十一歲，他們也都經歷過唐王朝的全盛時代和由盛入衰的安史之亂，但他們的創作，卻存在某些根本的不同。李白詩歌的主導風格，形成於大唐帝國最為輝煌的年代，以抒發個人情懷為中心，詠唱對自由人生的渴望與追求，成為其顯著特徵。
而杜甫詩歌的主導風格，卻是在安史之亂的前夕開始形成，而滋長於其後數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號的苦難之中。因此，流響於剛剛過去的年代中的充滿自信、富於浪漫色彩的詩歌情調，到了杜甫這裡便戛然而止。在飄零的旅途上，杜甫揹負著對於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沉重責任感，凝視著流血流淚的大地，忠實地描繪出時代的面貌和自己內心的悲哀。這種深入社會、關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視寫實的創作傾向，和由此帶來的語言表現形式方面的一系列變化，不僅標誌了唐詩內容與風格的重大轉折，也對中唐以後直至宋代詩歌的發展，造成了深刻的影響。
但是，盛唐詩歌的一些重要特徵，在杜甫的詩歌創作中仍然有所體現。激情雖然在他的詩中受到抑制，卻仍然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雄偉壯大之美，也仍然是詩人的愛好。他的那些關於時事政治的詩篇，大抵是真誠情感的流露和結晶，而並非以預定的社會功利目的為首要的出發點。從這些方面來說，杜甫與盛唐文化終究有很深的關聯。
一、杜甫的生平和個性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於鞏縣（今屬河南）。他出身於一個具有悠久傳統的官僚世家，自十三世祖杜預以下，幾乎每一代都有人出任不同的官職，所以杜甫自豪地稱為“奉儒守官，未墜素業”（《進雕賦表》）。其母系為唐代士族中門第最高的清河崔氏。只是杜甫的父親杜閒只做到奉天縣令，這個家庭已呈衰落之象。
家庭給予杜甫正統的儒家文化教養，和務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雄心。所以，終其一生，高蹈出世的念頭很少佔據他的頭腦。另外，唐代是重視詩歌的時代，而杜甫的祖父杜審言正是武后朝中最著名的詩人，這更加深了杜甫對詩歌的興趣。他曾很驕傲地對兒子說：“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追求仕途事業和不朽的詩名，共同構成了杜甫的人生軌道。
杜甫早慧，據稱七歲便能寫詩，十四、五歲時便“出遊翰墨場”（《壯遊》），與文士們交遊酬唱。二十歲以後十餘年中，杜甫過著漫遊的生活。這既是為了增長閱歷，也是為了交結名流、張揚聲名，為日後的仕進作準備。他先到了吳越一帶，江南景物和文化，給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二十四歲時，杜甫赴洛陽考試，未能及第，又浪遊齊、趙，度過一段狂放的生活，他後來回憶說：“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
（《壯遊》）三十三歲時，杜甫與李白相識於洛陽，又在梁、宋一帶為豪俠之遊。李白當時已是名震天下的詩人，他的特殊風采和出眾才華，深深吸引了杜甫。
杜甫稱做官為他們家族的“素業”——世代相襲的職業，他的各種文化教養都是與這一點相聯絡的。三十五歲左右，杜甫來到長安求取官職。開始，他滿懷信心，“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並相信自己能“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但滯留十年卻一再碰壁。這可能是因為他的家庭背景已不夠有力，而把持權柄的李林甫等人，又對引進人才採取阻礙的態度。大約在杜甫到長安不久，父親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因此變得艱困起來，為了生存，為了求官做，杜甫不得不奔走於權貴門下，作詩投贈，希望得到他們的引薦。此外，他還多次向玄宗皇帝獻賦，如《雕賦》、《三大禮賦》等，指望玄宗對他的文才投以青睞。種種努力的結果，是到天寶十四載才獲得右衛率府胄曹參軍這樣一個卑微的官職，而這已是安史之亂的前夕。
天寶後期，唐代社會雖維持著表面的繁盛，卻已處處埋伏危機。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玄宗和他的邊將們一意開拓疆土、窮兵黷武的政策，導致國力空虛、民生艱難，許多人無辜死亡；二是玄宗沉湎於享樂，李林甫、楊國忠等人擅權專政，阻塞言路，政治變得昏暗；三是為玄宗所寵信的安祿山身兼三節度使，手握雄兵，威脅到國家的統一。處在逆境中的人容易看到現實中的弊病，當一場大崩潰即將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