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杜甫透過個人的不幸看到了國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天寶十一載（752），杜甫寫下了他的名篇《兵車行》，以嚴肅的態度，真實地記錄下人民被驅往戰場送死的悲慘圖景。這首詩標誌了杜甫詩歌的轉變。此後，他又寫出《前出塞》九首，繼續對災難性的開邊戰爭提出質疑；寫出《麗人行》，揭露玄宗寵妃楊玉環的親族窮奢極欲的生活。而長詩《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更把最高統治集團醉生夢死的情狀與民間飢寒交迫的困境加以尖銳的對照，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震撼人心的詩句概括了社會的黑暗和不合理。
安史之亂爆發後，杜甫一度被困於叛軍佔據下的長安。後來隻身逃出，投奔駐在鳳翔的唐肅宗，被任為左拾遺。這是一個從八品的諫官，地位雖不高，卻是杜甫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職的經歷。但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的罷相而觸怒肅宗，後於乾元初被貶斥為華州司功參軍。由於戰亂和饑荒，杜甫無法養活他的家庭，加之對仕途的失望，他在乾元二年（759）丟棄了官職，進入在當時尚為安定富足的蜀中。從安史之亂爆發到杜甫入川的四年，整個國家處在劇烈的震盪中，王朝傾危，人民大量死亡，杜甫本人的生活也充滿危險和艱難。而他的詩歌創作，因了血與淚的滋養，達到了顛峰狀態。
《春望》、《月夜》、《悲陳陶》、《悲青坂》、《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別”等大量傳世名篇，從詩人浸滿憂患的筆下不絕湧出。
到成都不久，杜甫依靠朋友的幫助，在城西建了一座草堂。後來，杜甫的故交嚴武出任劍南東西川節度使，與杜甫過從甚密，對他的生活也多有照顧。當嚴武第二次鎮蜀時，並表薦杜甫擔任了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後世因此稱他為“杜工部”）。杜甫是為了避亂謀食來到蜀中的。最初二年多時間，他閒居草堂，生活確實比較安逸，當時所寫吟詠草堂周圍自然景物的詩篇，也顯出一種清新閒淡的韻致。但這種情形並沒有維持很久。從全國來說，安史之亂雖於公元七六三年宣告結束，但唐王朝的瓦解之勢並未因此而停止。外患方面，有吐蕃的嚴重侵擾，甚至攻入長安，迫使代宗倉皇出逃；內亂方面，則出現普遍的軍閥割據或半割據狀態，而政治的腐敗、官吏的橫暴，也是有增無減。從蜀中地區來說，它既是吐蕃進攻的一個重點，也是容易發生軍閥割據的地方。
就在嚴武二次鎮蜀的間隔時期，就曾發生一場嚴重的軍事叛亂，杜甫因此一度逃離成都，攜家流浪。一場暴烈的動盪轉化為持續的衰亂，這使得杜甫對國家的前途更覺失望，他後期的詩歌，情緒甚至比安史之亂中更顯得沉重。
永泰元年（765），嚴武去世，蜀中重又發生大亂，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也失去憑依，他又帶著全家老小，登上一條小船，過起流浪逃難的生活（或謂在嚴武去世前不久，杜甫因所任工部員外郎之職由虛銜轉為實授，而離蜀赴長安）。最初的目的大概是要沿長江東下出川，路途中卻因疾病和戰亂等緣故，滯留了很久。先是在雲安居住了一段時間，後又在夔州居住了近兩年。到五十七歲那年，終於乘舟出三峽，卻仍是在湖北、湖南一帶的水路上漂泊，最後於大曆五年、五十九歲上，在耒陽附近客死旅舟。杜甫艱難漂泊的一生，在這裡得到一個淒涼的結束。
“漂泊西南天地間”（《詠懷古蹟》五首之一）的十一年，也是杜甫詩歌創作的重要時期，留下的作品有一千餘首，佔其《杜工部集》存詩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秋興》、《諸將》、《詠懷古蹟》、《旅夜書懷》等，都是這一時期的優秀代表作。尤其以旅居夔州的二年為中心，杜甫的律詩創作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可以說是杜詩的第二次高峰。
在杜甫年輕時代，他的性格中就包涵著兩種不同的因素。
一方面，他自幼接受儒家正統文化的薰陶，把貴德行、重名節、循禮法視為基本的人生準則；而同時，他也受到時代風氣的影響，有著頗為張狂、富於浪漫氣質的一面。他的《壯遊》詩回憶往事，自稱“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在文學上，連屈原、賈誼、曹植、劉楨那樣的人物都不放在眼裡，可見他是多麼驕傲。在與李白、高適等人交遊時，他們縱酒放歌、慷慨懷古、馳逐射獵，也很有幾分任俠之氣。後來經過重重苦難的磨礪，杜甫個性中放狂的一面收斂了許多，傳統的儒家人生觀對於他的個性和行為習慣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但他也並不是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變成了純粹的恂恂君子。《舊唐書》本傳說他“性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