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無拘檢”、“傲誕”，不會是毫無根據的。其實，如果沒有幾分“傲誕”、“褊躁”，恐怕很難成為一個詩人。這方面一個突出的表現，是杜甫始終對屈辱的生活處境十分敏感。滯留長安及漂泊西南時期，杜甫常常不得不寄人籬下，仰仗權勢者的濟助。他在詩中寫道：“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苦搖求食尾，常曝報恩腮。……休為貧士嘆，任受眾人咍。”
（《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一個身負“太平宰相”之志的人，卻成為一名失業者、乞食者，怎麼能不深感痛苦呢？這些詩句同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表白，看起來絕不相同，實質上卻有相通之處。杜詩中那種對於國家和社會的關切，固然是出於真情，但也未始沒有在自覺得碌碌而生、於世無益的情況下，在精神上自我提升、自我拯救的意味。
對人生信仰、政治理想的執著，也是杜甫個性的一大特徵。後代有人說杜甫是“村夫子”，杜甫詩中也自稱“乾坤一腐儒”（《江漢》），都是就這一種執著態度而言。所謂“致君堯舜”，所謂“憂民愛物”，這些儒家的政治觀念，在很多人只是一種空談、一種標榜，杜甫卻是真心地相信和實行它。而且，儒者本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進退之路，杜甫卻不願如此，他是不管窮達，都要以天下為念。甚至，愈是社會崩潰昏亂，他愈是要宣揚自己的政治理想，相信儘管“萬國盡窮途”（《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但靠了一點一滴的人力，終究能夠改變現實。他的這種執著態度，在當年實際的政治生活中未必有什麼用處，對於詩人來說卻是重要的。因為唯其如此，杜甫才能始終保持正視現實的熱情和勇氣。
杜甫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他和李白交往的時間並不長，但當李白遭遇危險時，他卻魂牽夢繞，再三寫下《夢李白》、《天末懷李白》等感人至深的詩篇。他在夔州離開自己住過的一所房屋時，也不能忘記以前常來自己院中打棗為食的鄰家老婦人，特意寫了《又呈吳郎》詩，囑託新主人對她應多加體諒。當然，更多的詩篇抒發了他對戰亂中的國家和貧苦大眾的強烈的憂念。只是，杜甫的情感，不像李白那樣奔洩而出，而是受到理智的節制。這一性格特點，直接影響杜甫的詩歌創作，就是：杜甫更喜歡、更擅長在嚴格的形式中，以精心選擇、反覆錘鍊的語言來抒發情感。
二、亂離時世的悲歌
杜甫早期作品留存數量很少。這些詩篇和時代的風氣相一致，充滿自信、帶有英雄主義的傾向，而同杜甫自己後來的作品有明顯區別。如《房兵曹胡馬》以“所向無空闊”、“萬里可橫行”寫馬，《畫鷹》以“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寫鷹，都有不可一世之概。《望嶽》詩起首“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氣勢宏大；結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富於展望，令人感覺到詩人雄心勃勃的精神狀態。隨著杜甫漸漸深入到苦難的現實，他的詩也變得沉重起來。但早期詩歌那種氣勢壯闊的特點，仍然保留著。
《兵車行》的創作標誌著杜甫詩歌的轉變。由此形成並基本上貫穿了杜甫此後一生詩歌創作在思想內容方面的主要特徵有四點：嚴肅的寫實精神；在忠誠於唐王朝和君主的前提下，對統治集團中的腐朽現象給予嚴厲的批判；對民生疾苦的深厚同情；對國家與民族命運的深沉憂念。
《兵車行》的開頭是一幅悲慘的圖景：“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接著把批判的鋒芒指向好大喜功的唐玄宗：“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詩中繼續寫到戰爭導致國內生產力的衰減：“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
最後借想象為那些無辜的死者發出悲憤的哭喊：“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溼聲啾啾！”
在唐詩中，如此嚴肅地正視現實、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的作品，以前還沒有過。而在稍後寫成的《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中，杜詩的批判精神又有進一步的發展。詩中既寫到自己忠於王朝和君主的不可改移的天性——“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同時又對正在驪山行宮中肆意揮霍享樂的玄宗君臣提出責難：“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在這裡，杜甫的筆已經觸及統治者與人民之間剝削與被剝削的根本性對立。
在杜甫的思想中，合理的政治應當表現為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