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和諧：君主應當愛護人民，使之安居樂業，而人民則理所當然地應該忠誠和擁戴君主。然而事實上這僅是一種空想。他作為一個誠實的詩人嚴肅地面對現實時，不能不為此感到困苦。杜詩的名篇“三吏”、“三別”、就是很好的例子。這些詩作於乾元二年杜甫從華州去洛陽時。此前不久，唐軍在鄴城圍攻安史叛軍遭到大敗，形勢危急，唐軍為了守住洛陽、潼關一線，在民間拼命抓丁，連未成年人和老人都不能倖免。杜甫以敘事詩的形式描述了他親眼所見的悲慘情形。
從這些典型的憂國憂民之作中，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杜甫。
首先需要指出：“憂國”和“憂民”並不是很容易統一起來的事情。因為杜甫所憂唸的“國”同李氏王朝的“皇綱”之存亡密不可分，這“國”首先是包括杜甫在內的統治階級的國，統治階級的成員依其地位高下從這個“國”中得到不等的利益；至於“民”尤其是貧困的勞動人民，即使他們的利益同這個王朝的存亡有一定關聯，他們也主要是犧牲者而不是得利者。而安史之亂就其根本的性質來說，是一場企圖改朝換代的軍事叛亂。雖然安史集團的頭領以漢化的胡族人為主，但民族矛盾的一面也不是主要的。可以說，普通民眾是被爭奪最高權力的兩大集團推進了血火之中。那麼杜甫又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