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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淚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
讀到這裡，我們感受到詩人對受難的人民的極其真實深切的悲憫之情。當他說出“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這樣悲憤的話時，他指出了一個慘痛的事實：民眾在這個世界上走到了絕路。沿著這個方向追問下去，會出現嚴重的問題：犧牲到最後的人民有無義務繼續為大唐王朝作出犧牲？而詩人就在這危險關頭收剎了他的筆，轉到另外的方向：
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
所謂官軍中勞役輕、官長愛惜士兵，並且似乎沒有什麼危險，這恐怕是杜甫自己都不能相信的。但他只能這樣幻想，並以此安慰從軍少年和他們的家人。而歸根結蒂，他還是要求人民繼續為唐王朝作出犧牲。還有《新婚別》，寫一位結婚才一天的新娘送丈夫從軍，詩中既寫出她的悲哀：“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腸”，又以較多的筆墨描繪了這位女子“深明大義”的形象。她要丈夫“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又說自己不能跟隨而去，因為“婦女在軍中，兵氣恐不揚。”我們不能說杜甫筆下的新娘不是真實的，但可以想象一定也有不願自己的親人走向“死地”的婦女。而之所以選擇這一位新娘作為主人公，乃是從國家利益考慮。包括《垂老別》中那位“子孫徵亡盡”而自己又被徵去當兵的老人，他的遭遇可以說悽慘至極，詩人對他也確實充滿同情，但在篇末，他還是讓老人說出“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這樣偏向豪壯的調子。
總之，杜甫“憂國”，卻不能因此而泯滅良知，迴避眼見的事實①；他“憂民”，卻又不能因此背棄唐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只能在尖銳的矛盾中尋找折衷的途徑。而這種折衷又是很勉強的，這使詩中表現出的情緒顯得非常痛苦。我們沒有理由苛責杜甫，作為封建時代的詩人，能夠如此嚴肅地正對現實，關懷人民，已是難能可貴。但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以後長期的封建社會中，他獲得“詩聖”這樣一個帶有濃厚道德意味的尊稱，也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①如張巡、許遠在安史之亂中為堅守睢陽，以人為食，死者數萬，封建史家和正統文人對他們吃人這一點仍給予讚揚，這和杜詩的態度完全是另一回事。
在杜甫晚年，由於形勢越發不可收拾，自身的處境也日見窘迫，他對軍閥、官僚的橫暴、腐敗，態度變得更為尖銳嚴峻。雖然像《兵車行》和“三吏”、“三別”那樣細緻描述的作品已經很少再有了，但以高度概括的詩歌語言所揭示的事實，卻別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如《草堂》寫蜀中軍閥的叛亂和相互殺戮：“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色悲克爾娛。”——被殺者似乎仍在號哭，而他們的妻妾和馬，都面帶愁容供殺戮者取樂，這是一幅何等慘酷的圖景！又如《三絕句》中寫道官軍的殘暴：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時代的苦難被杜甫以焦慮和憤怒的心情一一記錄在詩中。但是，他對現實有什麼辦法呢？他只能苦苦地告誡那些做官的朋友：“眾寮宜潔白，萬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赴任》）
他只能期盼皇帝的賢明：“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徵賦？”（《宿花石戍》）他只能浩嘆：“安得務農息戰鬥，普天無吏橫索錢！”
（《晝夢》）這些無奈的、固執的哀告，說出了受盡苦難的廣大民眾的心願。
杜甫不只是一個時代的觀察者、記錄者，他本身的遭遇是同時代的苦難糾結在一起的。人們從他的詩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位誠實的、富於正義感和同情心的詩人，如何輾轉掙扎於漂泊的旅途，歷經飢寒困危，備嘗憂患。對於生活在動亂時代的人們，這一類詩格外具有感染力。如《月夜》，是杜甫在安史之亂爆發後困居長安時所作，抒發了詩人對被戰火阻隔的妻子的懷念：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溼，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幹！
當他逃至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