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段，在刻畫南霽雲忠勇堅貞品格的同時，把南霽雲剛烈的個性也凸現出來了。在《石鼎聯句詩序》中，韓愈充分運用欲擒故縱、借外現內的方法，描寫才智過人的道士軒轅彌明與劉師服、侯喜二人聯詩的戲劇性過程和人物的心理變化。
他先寫道士的貌不驚人，“白鬚黑麵，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因而反襯出侯喜等人“視之若無人”的高傲似乎合情合理。但當應彌明之請而聯詩後，這種心理上的高傲就開始發生變化：一開始聽到寫詩，劉師服便“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侯喜也當仁不讓，“踴躍，即綴其下”，道士卻一面“袖手竦肩，倚北牆坐”，一面高吟兩句“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機帶雙敲，詭譎中暗含譏刺，兩人便驚住了；但他們心中仍然不服，還想倚多取勝，“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道士則“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
直到三更，兩人心理上已徹底被擊潰，而道士“又唱出四十字”，這時兩人“大懼，皆起立床下拜”，道士卻已“倚牆睡，鼻息如雷鳴”。這篇文字如同小說，把兩個文人酸文假醋的模樣、前倨後恭的心理和道士不拘小節、放蕩機智的形象寫得十分生動。
縱觀韓愈的散文創作，其藝術技巧可以歸納為以下三方面：
首先，韓愈很注意語彙的創新。駢文的一個重要缺陷就是語言陳舊、套路濫熟、好用典故，而他從前人的語彙中推陳出新，從當時的口語中提煉新詞，創造出不少新穎的語彙，使文章常常閃現出妙語警句，增添了不少生氣。像《送窮文》中的“面目可憎”、“垂頭喪氣”，《進學解》中的“動輒得咎”、“佶屈聱牙”、“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原道》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送孟東野序》中的“不平則鳴”，《應科目時與人書》中的“俯首帖耳”、“搖尾乞憐”等，都是沿用至今、鮮明生動的詞語。此外，韓愈還一反駢文好用華麗詞藻的習慣，採摭一些不為人所用或刺激性很強的詞彙，如《送窮文》寫鬼“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腳，失笑相顧”，《石鼎聯句詩序》寫人“白鬚黑麵，長頸而高結”，《進學解》寫治學“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送廖道士序》寫山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看起來未必美，但極其生動傳神。當然有時韓愈也不免矯枉過正，用一些冷僻生澀的文字，使文章佶屈聱牙，拗口難通。
其次，韓愈很注重句式的設計。駢文的句式，固然整齊合拍、音節響亮，但缺少變化，氣勢較弱，韓愈的散文，則極善於交錯運用各種重複句、排比句、對仗句，來增加文章的變化與氣勢，發揮散文句子可長可短的優勢，彌補散文缺乏音樂美和節奏感的缺陷。如《進學解》第二段論先生的學業、儒道、文章、為人，四層敘述結尾分別是“先生之業，可謂勤矣”、“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先生之於文，可謂宏其中而肆其外矣”、“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使四層意思的節奏顯得很整齊分明，語氣在流暢中重重疊疊，層層加碼，為後面突然的大轉折作了有力的鋪墊。又如《畫記》中述畫中之人，不避重複地列舉了“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行且下牽者十人，騎而負者二人……”等三十二種姿態的一百二十三人；
記畫中的馬，則一一寫了二十七種馬的姿態，看起來很羅嗦，但讀來卻娓娓動聽，畫上各種人、馬姿態畢現，各種長短錯落、節奏不一的句式以極其繁複的方式組織在一起，正好令人感受到這是一幅龐大細密、錯落參差的宏大圖畫的佈局形式。此外，《送孟東野序》連用三十八個“鳴”，由於句式變化，並不令人感到單調，反而有一種噴湧而出、咄咄逼人的氣勢；前面提到《祭十二郎文》中寫初聞噩耗時心理的一段，句句用語助詞收尾，但“也”、“乎”、“耶”的不同語氣錯落相雜，或感嘆或疑問，句子忽長忽短，很真實地表現出感情的激烈的起伏變化。
再次，韓愈極為注意文章的結構佈局。他有時以重筆陡然而起、突兀而現，抓住讀者目光，然後再轉入本題，如《送董邵南序》以“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起首和《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以“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起首；
有時則從遠處迂迴而來，如《送區冊序》先說陽山的究僻荒寒、文化落後，然後借莊子關於逃世之人聞空谷足音而喜的話轉接，寫出其時其境中與區冊交識的愉快。至於《送孟東野序》則是上述兩種型別的結合，文章從“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的警句振起後，卻不引入孟郊之事，而是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