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聲說到人聲，從人聲說到文辭，文辭又是從上古說到有唐，一路惝恍迷離，不著邊際。最後寥寥數語歸結到孟郊，反觀前文，既是作者自身人生感想的抒發，又成為本文正題的鋪墊。另外，像《原道》那種抽絲剝筍般的層層推進，《原毀》的正反互映、通篇對比，雖是單純說理文字，文章的道理也是相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特定情況下，韓愈還有意避免搖曳生姿的文章結構。如《柳宗元墓誌銘》寫得十分平實，表現出他對這位朋友愛其人格、才華而惜其行事（韓不贊同柳參與永貞革新）、憐其遭遇的心情；《祭十二郎文》也是直抒衷情，不有意為文。但這其實也是對於文章結構的一種精心考慮，即在這種情況下，自然平實就是最好的結構。
韓文具有各種體式，風格也有所不同，其最顯著的特徵是氣勢雄大、感情充沛而文字奇崛新穎、句式參差交錯、結構開闔變化，前人說它“猖狂恣肆”（柳宗元《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蘇洵《上歐陽內翰書》）。當然，韓愈在文章上很用力，“做”的痕跡也是難免的。
當時，韓愈是文壇上的領袖，他不僅自己提出理論，參與實踐，而且極力推獎提攜文學上的同道，如作《薦士詩》推薦孟郊，寫狀推薦張籍、樊宗師（《薦張籍狀》《薦樊宗師狀》），寫文為李賀打抱不平（《諱辯》）等。他自己也說交遊很廣，“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或以事同，或以藝取”（《與崔群書》），李翱則說他“頗亦好賢”，像“秦漢間尚俠行義之一豪雋”（《答韓侍郎書》），因此，在他周圍形成了一個作家集團，他們在詩文兩方面都進行了具有創新意義的努力。在詩歌方面取得成就的人不少，散文方面則除了韓愈外，其他人的成就都不大。如李翱以議論文為主，雖結構整飭，卻缺乏文采和氣勢；皇甫湜的散文則比較重視外在語言形式上的奇崛，但情感力度較弱，氣勢也不夠雄大；樊宗師的散文更把韓愈的語言奇崛險怪推向了極端，雖然“詞必己出”，但他忽略了語言交流的通則，走向了晦澀艱深。
………………………………………………
第三節 柳宗元與古文運動
由於政治見解與個人經歷的不同，柳宗元並不屬於韓愈那個作家群體，而且由於他長期貶謫在南方，離當時的文學中心較遠，所以他的古文理論與創作實踐沒有韓愈那麼大的影響，但是，柳宗元對古文復興運動，也有其獨特的貢獻。
和韓愈一樣，柳宗元也強調“文”與“道”的關係。他在《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中指出：“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意思就是說，寫文章的目的是“明道”，讀文章的目的是“之道”，文辭只是傳達“道”的手段、工具。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他更明確提出“文者以明道”的原則，在《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中，他又要求文章有“輔時及物”的作用，即能夠針對現實，經世致用。
基於這樣的認識，柳宗元也對駢文持批判態度。在《乞巧文》中，他諷刺駢文是“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啽哢飛走；駢四驪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就是說駢文徒有表面的好看，並無實際的用處，甚至還會迷惑人心。他推崇的也是先秦兩漢之文，認為“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如漢之西京”（《柳宗直西漢文類序》），主張寫文章要“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還要旁參《穀梁》、《孟》、《荀》、《莊》、《老》、《國語》、《離騷》、《史記》的氣勢、脈絡、文采等（《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大體上說，柳宗元的散文理論與韓愈很相近。在評價駢文時不無偏激，在強調以道為根本時難免忽視文學的獨立價值，但同時卻也很重視文辭氣勢等藝術性方面的考慮。至於他的文章，同樣不完全受他的理論的限制。
在文章的具體表現方面，柳宗元的看法與韓愈有些不同。
首先，韓愈比較偏重於散文中情感的直接表露，所謂“不平則鳴”、“愁思之聲要妙”等都是指作者情感不加掩飾的宣洩，而柳宗元則比較偏重於情感的含蓄表達方式。《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他自己作文：“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