驕也。”
就是說在創作中要平心靜氣，使內在情感深沉含蓄地表現。這裡面有人生態度與宗教信仰的因素。韓愈激烈反佛，曾批評學佛者“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送高閒上人序》）；而柳宗元卻信佛，曾多次反駁韓愈，認為佛教讓人“樂山水而嗜閒安”（《送僧浩初序》），並主張感情不可過分外露，說“氣煩則慮亂，視雍則志滯。君子必有遊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三亭記》）。因此，他雖然常常壓抑不住心頭激情而寫出激烈的作品，但也常常剋制自己，寫一些感情深沉含蓄的散文。相比起來，他的作品在力度、氣勢上不如韓愈，但在雋永、含蓄、深沉上卻超過了韓愈。其次，韓愈比較刻意於語言、形式上的革新與創造，為了突現感情的力度，他常在語言技巧上下功夫，而柳宗元相對地更重視內在涵意的表現。他在《復杜溫夫書》中說：“吾雖少為文，不能自雕斫，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在《楊評事文集後序》中也說，議論文要“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比興文要“麗則清越，言暢而義美”，而在《柳公行狀》中則借讚美柳渾散文提出：“去藻飾之華靡，汪洋自肆，以適己為用。”可見他更重視內在的“意”和語言的“暢”，而不那麼強調在語言的外現形式上下功夫。因此，他的文風偏於自然流暢、清新雋永，更能令讀者回味。
柳宗元的議論文、傳記、寓言都有佳作。議論如《封建論》，邏輯謹嚴，文筆犀利而流暢；《捕蛇者說》從渲染捕蛇之險，反襯賦稅之沉重，點出“賦斂之毒有甚是蛇”的主題，篇幅雖短而波瀾曲折。傳記如《段太尉逸事狀》擷取了段秀實治理駐軍、孤身入營勸諭郭晞、賣馬市谷代農償租、拒納朱泚大綾四個典型事蹟，生動而有說服力。寓言如著名的《蝜蝂傳》借小蟲諷刺那些“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不知死之將至的貪心者；《三戒·黔之驢》則借驢比喻那些外強中乾、實無所能的龐然大物；《羆說》則借鹿、貙、虎、羆一物制一物來比喻那些“不善內而恃外者”只知假借外力而不思自強的愚蠢行為，想象豐富奇特，語言犀利精煉，篇幅雖短而寓意深刻。
但柳宗元散文中寫得最好的是那些山水遊記。
柳宗元的山水遊記並不是單純地去描摹景物，而是以全部感情去觀照山水之後，借對自然的描述來抒發自己的感受，正如他在《愚溪詩序》中所說，他是以心與筆“漱滌萬物，牢籠百態”。
像《鈷鉧潭西小丘記》所寫景物是：“清泠之狀與目謀，瀴瀴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
這山水便不僅僅是一種視覺、聽覺的客觀物件，而是投射了作者心境的活生生的親切的自然。所以，他筆下的山水，都具有他所向往的高潔、幽靜、清雅的情趣，也有他詩中孤寂、悽清、幽怨的格調。小石潭的“悽神寒骨，悄愴幽邃”（《至小丘西小石潭記》），鈷鉧潭西小丘的被人遺棄（《鈷鉧潭西小丘記》），小石城山的“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小石城山記》），愚溪的“無以利世”（《愚溪詩序》），都是作者心靈的外化。他也深深地喜愛這些山水，“憐而售之”、“枕蓆而臥”（《鈷鉧潭西小丘記》），覺得它們與自己有相同的遭遇和悲喜。也正是因為他對山水抱有這種感情，“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始得西山宴遊記》），才寫出如此細膩、優美、動情的山水遊記。
同時，柳宗元又以極其優美、凝鍊、精緻的語言透過對山水的描述，把這些感受表現得淋漓盡致。他極善於用各種傳神的辭句來寫各種各樣的山林溪石，如寫水的幽深平靜，則用“黛蓄膏淳”（《遊黃溪記》）；寫水的清澈淺平，則用“日光下澈，影布石上”（《至小丘西小石潭記》）；寫水跳動輕快，則用“流若織紋，響若操琴”（《石澗記》）；寫水流動曲折，則用“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石渠記》）；寫石，則有“嶔然相累而下者”、“衝然角列而上者”的山坡山石（《鈷鉧潭西小丘記》）；有“為坻為嶼為堪為巖”的岸邊之石（《至小丘西小石潭記》）；也有“或列或跪或立或僕，竅穴逶邃，堆阜突怒”的園中之石（《永州韋使君新堂記》）；又有“怒者虎鬥，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的大山之石（《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
豐富的語彙和精微的觀察，把山水寫得各具形態、栩栩如生。
而在佈局謀篇時，他又極善於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