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期的作品中，諷世小說和愛情小說（包括神異性和人世性的）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尤其後者，可以說代表了唐傳奇的最高成就。
唐傳奇盛期首先崛起的作家是沈既濟（約750—797），德清（今屬浙江）人，曾任左拾遺、史館修撰，官至禮部員外郎，史稱其“經學該明”（《新唐書》本傳）、“史筆尤工”（《舊唐書》本傳）。史書撰有《建中實錄》，傳奇撰有《枕中記》和《任氏傳》。《枕中記》是一篇諷世小說，所寫即著名的“黃粱美夢”故事：熱衷功名的盧生，在邯鄲旅舍借道士呂翁的青瓷枕入睡，在夢中實現了他娶高門女、登進士第、出將入相、子孫滿堂等等一切理想。一旦夢中驚醒，身旁的黃粱飯猶未蒸熟。於是他頓時大徹大悟，稽首再拜呂翁而去。
以諷世小說著稱的作家又有李公佐，字顓蒙，隴西（今屬甘肅）人，元和中曾任江西從事。他撰有傳奇四篇：《南柯太守傳》、《廬江馮媼傳》、《謝小娥傳》、《古嶽瀆經》。其中《南柯太守傳》命意與《枕中記》略同，述遊俠之士淳于棼醉後被邀入“槐安國”，招為駙馬，出任南柯郡太守，守郡二十年，境內大治。孰料禍福相倚，先是與鄰國交戰失利，繼而公主又罹疾而終，遂遭國王疑憚，被遣返故鄉。這時他突從夢中醒來，方知前之榮耀蹉跌悉是醉後一夢，而所謂“槐安國”者，實乃庭中大槐樹穴中的一個大蟻巢而已。
上述兩篇小說，雖帶有某種奇異色彩，但中心完全是現實的人生思考，而不是為了傳述異聞。它們明顯地反映出由於時代的變化和佛道的思想影響，中唐文人那種沮喪迷惘的心理和逃離現實的願望，因而初盛唐人熱情追求的功名事業，在這裡被描繪成一場大夢。《枕中記》寫盧生夢醒之後說：
“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
《南柯太守傳》也記淳于棼夢醒之後，“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棲心道門，絕棄酒色。”這些與中唐詩歌有一致之處。由於作者對功名事業取否定的態度，因而也寫出了士人沉迷於利祿、官場中勾心鬥角以及世態炎涼的情形，具有較強的諷刺意義。
在藝術上，兩篇小說均有結構謹嚴、描摹生動之長。不過《枕中記》偏向於史家的簡潔文筆，《南柯太守傳》則更為小說化了，其情節之豐富、細節之詳贍，都勝於前者。作者把夢中的一切情景儘可能寫得真切別緻、饒有趣味，有力地反襯出現實人生與夢幻無異的主題；小說中安排淳于棼之友周弁、田子華於夢中出現，又寫淳于棼醒後掘開蟻穴，所見泥士推積的形狀與前夢所歷城廓山川一一相符，更進一步渲染了幻中有實、似夢非夢的氛圍，其手段是很高明的。
在愛情題材方面，沈既濟的《任氏傳》也標誌了唐傳奇進入盛期的顯著特點。文中寫貧窮落拓、託身於妻族韋崟的鄭六，邂逅自稱“伶倫”而實為狐精的任氏，娶為外室。韋崟聞知任氏絕色，依仗富貴去調戲她，甚至施以暴力，而任氏終不屈服。韋崟為之感動，從此二人結為不拘形跡的朋友。
後鄭六攜任氏往外縣就一武官之職，途中任氏被獵犬咬死。鄭六涕泣葬之，“追思前事，唯衣不自制，與人頗異焉。”全文層次井然，敘事精工，對任氏的形象刻畫尤其出色。《任氏傳》不同於初期傳奇特徵有三：其一，小說更充分地使用人物傳記的形式，使主要人物任氏始終處於中心地位；其二，以往小說中的神怪形象，作者所強調的是其詭異的一面，而在本篇中，任氏的形象更偏重於人性的一面；其三，以往的小說中，妖精作為仙佛的反面，大多以殘害人類的面目出現，任氏卻一反往常，率先以一個堅貞剛強、聰明可愛的狐精形象出現在文學創作中。總之，神怪題材在這篇小說中進一步向富有人情味、更接近現實生活的方向發展了。此後，李景亮所作的《李章武傳》也有類似特點。作品寫士人李章武與倡女王氏相愛，別後八、九年，李章武再度來尋訪，王氏已因思念過度而亡，臨終託人轉告章武留宿一夜，是夜人鬼歡會，至晨戀戀不捨地吟詩酬唱而別，情景很感人。
《柳毅傳》則是一篇既有奇異的情節、濃厚的神話色彩，又能刻畫出鮮明的人物形象的傳奇作品。作者李朝威，生平不詳，其創作年代也難以確定，大抵是元和年內。故事是在戴孚《廣異記·三山》的基礎上增加愛情內容衍飾而成，但不僅是情節改造得更曲折，人物性格也完全改觀。小說中的傳書人柳毅，是個落第返鄉的舉子，他為在涇川牧羊的龍女傳書，純出義憤。當錢塘君將龍女救歸洞庭，以威臨之，欲將龍女嫁他時，他不屈於威武，嚴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