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述，同時還在他的周圍形成了一個群體。他自稱“鐵雅派”（《一漚集序》），又說：“吾鐵門稱能詩者，南北凡百餘人。”（《可傳集序》）又宋濂為他寫的墓誌銘說：“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餘年。”這樣，自然影響更大。
楊維楨（1296—1370）字廉夫，有鐵崖、鐵笛道人、東維子等數十個名號。諸暨（今屬浙江）人。泰定四年（1327）中乙榜進士，授天台縣尹，降為錢清鹽場司令，後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晚年隱居於松江。明初應召至南京，纂修禮樂書，不久歸裡。有《鐵崖古樂府》、《東維子文集》等。
楊維楨性格狷直，行為放達，導致仕途挫折，但不以此為意。他的思想比較複雜，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反叛傳統的“異端”傾向。肯定人性的“自然”，是其思想的核心價值範疇。他說：“堯舜與許由雖異，其得於自然一也。”（《自然銘·序》）意謂堯舜為聖人，許由作隱士，都出於自己的生活意欲，他們的選擇並無高下善惡之分。《贈櫛工王輔序》一文表達了同樣思想，認為無論是醫卜工賈，還是公卿大吏，謀生方式各異，但都有自己的生存意欲，所謂“耕雖不一，其為不耕之耕則一也”。他希望櫛工王輔明白，自己和“公卿大吏”一樣，大家都是為了吃飯，儘管方式不同，其間沒有貴賤的區別。強調“自然”，當然和《莊子》有關係，但在楊維楨這裡，已經全然沒有避世和委曲求全的意識，而是用相當平淡的態度來看待人們在社會中的不同生活方式，表現出對自由的生活意欲的尊重。
楊維楨的文學主張，正是從這種自然觀出發，要求文學真實地表達各人的自然之性。他說：
詩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則人各有詩也。得於師者，其得為吾自家之詩哉？（《李仲虞詩序》）
人各有志有言，以為詩，非跡人以得之者也。（（張北山和陶集序》）
按照正統的儒家理論，詩雖“發乎情”，卻必須“止乎禮義”；
就是元中期的詩人，也還強調詩應表現“性情之正”。而楊維楨把這一前提取消了，使得“性情”能夠更大膽自由地流露。
從這一點來說，他開了明代“性靈派”的先河。
和中期四家偏愛平穩、工整、典雅的律詩相反，楊維楨的“鐵崖體”以自由奔放的古樂府為主要體式，這本身就標誌了詩風的變化。此外，楊維楨也善於寫七絕體的竹枝詞、宮詞、香奩詩等。在廣義上，這也是“古樂府”的一種，只是其語言更為輕靈。
楊維楨的古樂府兼取漢魏、六朝、李白、李賀，在理論上明確標榜“復古”。但楊維楨提倡的“復古”，卻反對模擬，主張“貴襲勢，不襲其辭”（《大數謠》吳復注引），也就是透過學習古詩的體勢來抒發個人獨特的、新鮮的情懷。所以，他的“古樂府”並不與古人雷同。試以《五湖遊》為例：
鴟夷湖上水仙舟，舟中仙人十二樓。桃花春水連天浮，七十二黛吹落天外如青漚。道人謫世三千秋，手把一枝青玉虯。東扶海日紅桑樛，海風約住吳王洲。吳王洲前校水戰，水犀十萬如浮鷗。水聲一夜入臺沼，麋鹿已天台上游。歌吳歈，舞吳鉤，招鴟夷兮狎陽侯。樓船不須到蓬丘，西施鄭旦坐兩頭。道人臥舟吹鐵笛，仰看青天天倒流。商老人，橘幾弈；東方生，桃幾偷。精衛塞海成甌窶，海蕩邙山漂髑髏，胡為不飲成春愁？
它有李賀式的跳躍的思維與怪誕的詞彙，卻沒有李賀的陰冷與凝重；有李白遊仙詩的奇想聯翩與奔暢的語勢，卻沒有李白的憤世嫉俗、遠離凡塵的情緒。在詩中，詩人自我的精神形象，化為一個超越時空的“謫仙”，逍遙於仙境與塵世，縱覽古今，賞玩歷史與自然的變遷，而又始終不失去凡俗的享樂。
自我精神的恣肆飛揚和讚美世俗享樂，構成了楊維楨詩內涵的兩個基本特點。前者在《大人詞》中表現得更為直露和集中。這詩取意於阮籍的《大人先生傳》，但從一開頭“有大人，曰鐵牛”，就用自我取代了阮籍筆下實屬虛無縹緲的“大人先生”。詩人自我的精神形象，亙貫古今，馳鶩八極，與天地自然相始終，“天地不能子，王公不能儔”。這種自我形象，帶有一種粗豪氣息，具有蔑視現世權威的反抗精神。關於後者，再舉《城西美人歌》為例證：
長城嬉春春半強，杏花滿城散餘香。城西美人戀春陽，引客五馬青絲韁。美人有似真珠漿，和氣解消冰炭腸。前朝丞相靈山堂，雙雙石郎立道傍。當時門前走犬馬，今日丘壟登牛羊。美人兮美人，舞燕燕，歌鶯鶯，蜻蜓蛺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