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高雅”得讓市井民眾無法理解和接受，而必須使聽眾對話本里的人物產生深刻共鳴，感同身受地關注其命運，從而興味盎然地傾聽“說話人”的演述。因此，話本中人物（除了大奸大惡者以外）的言行、感情也正是市井民眾在類似情況下所可能產生或嚮往的言行、感情。
以《簡帖和尚》來說，皇甫殿直受了奸人欺騙，以為妻子有外遇，把她休了。但不久又懷念起她來。“當年是正月初一日。皇甫殿直自從休了渾家，在家中無好況。……自思量道：‘每年正月初一日，夫妻兩人雙雙地上本州大相國寺裡燒香。我今年卻獨自一個，不知我渾家那裡去？’簌地兩行淚下，悶悶不已。”及至出去燒香，見了已經別嫁的舊日妻子，“兩個四目相視，只是不敢言語”。最後發現了奸人的陰謀，皇甫殿直又和妻子重圓。這正是市井民眾常有的思想感情。在開始覺得妻子有外遇時，或者激於道德上的義憤，或者感到自尊心受了損害，不仔細考慮就採取了行動；日子稍久，舊日的感情又把道德的義憤和自尊心都壓了下去；最後則覆水重收，儘管那時妻子倒已真的嫁過了人。這樣的思想感情和行為，在士大夫看來是鄙俗的，在英雄人物看來則近於窩囊：這個女人既已嫁過了人，豈能再要？而對於市井民眾這卻是自然的。他們比較注重實際，既不如士大夫那樣看重道德，也不像英雄那樣強調自尊，而溫馨的夫婦生活較之道德和自尊當然要實際得多。再如皇甫殿直的妻子，在被休以後實在走投無路，曾想自殺，而當一個她不認識的、自稱是她姑姑的老婦人表示願意收留她時，她就跟著去了，那個老婦人要她改嫁，她便嫁了過去；《崔待詔生死冤家》裡的秀秀養娘，雖然其主人曾表示過要把她配給崔寧，但她卻不願等待，要與崔寧立即做夫妻，崔寧便帶著她逃走外鄉。所有這一切，全都是市井民眾在類似的情況下所可能出現的行為。
不過，話本里的有些事情是當時市井民眾一般不敢做的，卻也被敘述得津津有味。如《宋四公大鬧禁魂張》所寫趙正、侯興等人在開封的偷盜、揮霍，《宣和遺事》所寫孫立等為救援楊志而殺防送軍人、晁蓋等劫取蔡京生日禮物、宋江私放晁蓋及殺閻婆惜、以及他們的“統率強人，略州劫縣、放火殺人”，這些都不是一般市井民眾所敢於採取的行動，但話本卻並不加以譴責；《宣和遺事》敘宋江的部分，還安排了九天玄女娘娘賜宋江天書的情節，以表明他們的這些行為是上合天意的。這是因為：聽“說話”的市井民眾以工商為主體，也有部分士兵與下級軍官。工商與封建社會的政府之間本有某些矛盾，士兵乃至下級軍官與當權階層之間也並非都很協調，宋、元在政治措施上又各有其缺陷，所以市井民眾對某種程度上的反政府行為或某些被統治意識判定為不道德的行為懷有同情，對這種行為中所蘊含的機智、勇敢等等加以讚賞，都是不難理解的。也可以說，這些是市井民眾所向往的思想感情和言行。
宋元以來中國通俗小說裡的進步意識，大部分是這種思想感情的繼續和發展。
第三，描寫趨於細膩。
現在所見元代刊印或編定的話本，有的敘事粗疏，只能勉強達意甚或詞不達意；有的則能顯示出大致的輪廓，偶爾也注意到細部；有的描寫相當細膩，但可能已經過明代人的加工。現分述如下。
屬於第一種型別的，如《紅白蜘蛛》、《三國志平話》、《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等。《紅白蜘蛛》剩下的這一頁，是寫鄭信與其妻子紅蜘蛛分別的：
臨行，婦女再三囑付道：“你去爭名奪利，千里送君，終有一別。”便分付兩個孩兒與鄭通道：“看妾今日之面，切勿嗔罵。”這鄭信去背脊上背了一張弓，兩隻手抱了一兒一女，婦女送著離了宮殿。迤邐地去到跑口，不忍相別，便道：“丈夫保重將息。”鄭通道：“我妻寬心，省可煩惱。”言罷，雨淚如傾，大慟而別。婦女自去。鄭信將著孩兒，一路地哭。回頭看時，杳無蹤跡。
這實際是兩人的永別①，而表現其悲痛感情的，只有“不忍相別”、“雨淚如傾，大慟而別”、“一路地哭”這樣一般性的描寫。對話尤為稚拙，“保重將息”、“寬心，省可煩惱”之類的話語，遠不足以表達夫婦在這種場合下的深情叮嚀。至於“你去爭名奪利，千里送君，終有一別”那樣的活，是根本用不到“再三囑付”的。
①《鄭節使立功神臂弓》明確指出兩人緣分已盡、今後不能再見。《紅白蜘蛛》前幾頁雖已亡佚，但估計也是如此。因兩人分別時都沒有說到今後再見或通訊息的話，且話本在交代兩人分別後的情況時，也只說鄭信立功封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