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編定的話本實是從宋朝就開始流傳的“說話”。例如《東京夢華錄》卷五記載北宋的瓦舍伎藝，就提到“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兩者當都是“說話”，可見《三分事略》（《三國志平話》）和《五代史平話》之成為現在這種樣子，實經過了宋、元兩朝“說話人”的長期勞動。再如洪邁《夷堅志》支丁卷三《班固入夢》條記乾道六年冬呂德卿等四人在茶肆中“見幅紙用緋帖尾雲：今晚講說《漢書》”。是宋代的“說話人”已在演述《漢書》，《新刊全相平話前漢書續集》當也是由宋代的“說話”發展而來。
這些話本雖然大部分比較簡略，但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卻很重要。就總體來說，它們具有以下特色。
第一，注重趣味性和虛構。
“說話”是“說話人”賴以養家活口的職業，所以必須盡一切可能來吸引聽眾。而聽眾聽“說話”是為了娛樂，要講得有趣味才拉得住他們。因此，趣味性就成了“說話”的第一原則。
“說話”主要是敘述故事，而事實不一定有趣味，更不可能有充分的趣味性。“講史”所說，有許多都出於虛構，其故即在於此。所以，“說話”的追求趣味性是以虛構為基礎的。
它首先在情節的設計上用力，以引起新鮮感和驚奇感。如《一窟鬼癩道人除怪》，寫書生吳洪夜間與友人自郊外返歸，在一處墳地裡遇到了鬼，兩人拼命奔逃，不料所到之處都有其他的鬼，而且連吳洪新娶的妻子及其陪嫁等原來也都是鬼而非生人，在當夜一起出現，兩人心膽俱裂。其情節的緊張，超過以前任何小說。這也就意味著“說話”所具有的趣味性較以前的任何小說都強。其次是在敘述時注重詼諧，以使人感到可笑。如《簡帖和尚》寫皇甫殿直懷疑妻子在自己離家期間與人私通，吊打使女迎兒以逼問口供。迎兒痛得受不住了，只好說他妻子在那期間是“夜夜和個人睡”。皇甫殿直以為她已招認，把她解下來細問，她卻說那和他妻子睡的人就是她——迎兒。又如《五代史平話》敘黃巢等經過一座高嶺，“怎見得高？幾年顛下一樵夫，至今未顛到地”（《五代梁史平話》）。這兩個例子中，前者具有幽默感，後者則是通常所說的滑稽；而其目的，顯然都為了使聽眾覺得有趣。這些當然也都出於虛構。
唐代的傳奇雖已注意於故事的奇，但在總體上必須顯示出作者的“史才、詩筆、議論”（見趙彥衛《雲麓漫鈔》）。著眼之處既多，對趣味性的追求自不如“說話”的集中而強烈。
而且，唐傳奇所顯示的趣味，是士大夫的趣味。如牛僧孺《玄怪錄》中的《元無有》寫元無有夜行遇怪，與吳洪的夜行遇鬼似為同類題材。但無有所遇的精怪作詩自言生平，相互讚賞，士大夫氣十足；而吳洪所遇之鬼，或為皂隸，或受拷掠，或開小酒肆，與《元無有》中的精怪實有雅鄭之別。若就故事情節的緊張，動人來說，則《元無有》不如《一窟鬼癩道人除怪》遠甚。至於科諢式的穿插，更為唐傳奇所無。
總之，宋、元“說話”強調市井的趣味，其注意力集中於編織故事，且雜以科諢，這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成為中國通俗小說的一般形態。由編織故事進到刻畫人物，再進而突現個性，是宋元以來中國通俗小說的發展歷程。同時，由於重視科諢的傳統，連思想陳腐的《兒女英雄傳》也正如胡適所說有其詼諧、風趣的一面①；至於《水滸傳》等作品中把人物的描寫和詼諧的追求有機結合起來②，則是這種傳統的進一步發展。
①胡適《兒女英雄傳序》：“這部書的內容是很淺薄的，思想是很迂腐的，……作者有意模仿說評話的人的口氣，敘事的時候常常插入許多‘說書人打岔’的話，有時頗覺討厭，但往往很多詼諧的風味。”
②如《水滸》五十三回：戴宗帶著李逵用神行法走路，不準李逵吃葷。李逵偷吃牛肉被戴宗發現，戴宗便作弄他，第二天李逵走路時再也停不下腳來。李逵受不住了，說再這樣走下去，只能用斧把腿砍掉。戴宗說也只能如此，否則走到明年正月初一也停不下來。李逵說：“好哥哥，休使道兒耍我！砍了腿下來，你卻笑我。”他只怕腿砍下來被戴宗笑，卻沒有想到自己要成為廢人。這話當然引人發笑，所以容與堂本《忠義水滸傳》此處的批語說：“砍了腿下來只怕人笑，不怕自哭，也奇。”但跟李逵做事一貫不認真考慮後果的作風其實是一致的，並非硬加上去的滑稽。
第二，思想感情與市井民眾相通。
由於要使聽眾——市井民眾感到興趣，“說話人”不但不能採取說教的態度，並且不能使話本中人物的言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