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重文藻駢驪的傾向有糾正的意義。不過，這種“本色”論既是和嚴格的音律相結合的，又重視以古曲為正規化，實也有一種雅化的意味。
中國傳統戲曲是一種歌劇，而沈璟所關注的，主要是其歌曲部分，於歌曲又特重聲韻之和美，這和湯顯祖從戲劇文學的角度主張“以意趣神色為主”，著眼點是不同的。沈璟曾因《牡丹亭》不合他的以崑腔為準的音律要求，將之改為《同夢記》（吳江派中其他人也曾這樣做），引起湯顯祖強烈的不滿。他們的態度當然是偏狹而武斷的，不過，不能因此說沈璟對於曲學的研究沒有價值。後來的戲曲家對他普遍表示推崇，這總是有一定道理的。
湯、沈之爭發生後，許多戲曲家持折中調和之論，被認為是吳江派嫡系的呂天成在《曲品》中說：“不有光祿（指沈），詞型弗新；不有奉常（指湯），詞髓孰抉？倘能守詞隱先生之矩矱，而運以清遠道人之才情，豈非合之雙美乎？”這個意見在當時有代表性，也有可取之處。《曲品》是一部以分列品第方式評論戲曲作家與作品的著作，儲存了許多珍貴的資料，評論中也有較好的見解，不過因缺乏系統的理論觀點，總體上顯得散碎。在明代曲論中，最有系統性和理論性的，當屬王驥德的《曲譜》。
王驥德（？—1623）字伯良，號方諸生，會稽（今浙江紹興）人。早年曾師事徐渭，後深受沈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