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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正德年間，明代散曲有了顯著的發展。當時北方的知名作者有康海、王九思等，南方的知名作者有王磐、陳鐸、唐寅等。
康海、王九思都是前七子中的人物，詩文的成就不高，但戲劇和散曲較為知名。康有《沜東樂府》，王有《碧山樂府》。
他們都是陝西人，都因為被指與劉瑾同黨而遭黜退，隱居鄉里，常在一起宴遊。兩人的散曲，也都有大量對現實政治表示不滿、對自身的遭遇感到憤慨、以及在無奈中以閒居生活的安適為自我慰勉的作品。但這些作品，實際上都反映出他們不能擺脫士大夫人生價值觀的心理，那些貌似曠達的話，其實都帶有苦澀的味道。如康海的《水仙子·酌酒》：
論疏狂端的是我疏狂，論智量還誰如我智量。細尋思往事皆虛誑，險些兒落後我醉春風五柳莊。漢日英雄、唐時豪傑，問他每今在何方？好的歹的一個個盡攛入漁歌樵唱，強的弱的亂紛紛都埋在西郊北邙，歌的舞的受用者休負了水色山光。
又如王九思的《沉醉東風·贈隱者》：
竹杖子難隨駟馬，草菴兒獨住煙霞。《康衢》、《擊壤》歌，今古漁樵話，指功名風掃殘花。恨殺韓、彭做作差，因此上妝聾賣啞。
這一類牢騷和自我標榜是過去不得志的文人經常有的，看不出多少新意。但比較明前期散曲而言，他們的作品寫出了仕途中的風波險惡，抒情的成分要濃厚多了，這終究是一個進步。在語言風格上，他們也都接近元曲中豪放的一派。不過明代曲論家普遍認為康較粗豪，王在豪放中兼有秀麗蘊藉之長。另外，常倫（1492—1525）有《寫情集》，多寫其疏狂的生活，風格也比較豪放。
同時期南方散曲家的作品帶有更多的市井氣息，內容要顯得寬廣。
王磐（約1470—1530）字鴻漸，號西樓，高郵（今屬江蘇）人，一生未仕。有《王西樓樂府》。萬曆《揚州府志》稱其“灑落不凡，惡諸生之拘攣、棄之，縱情于山水詩畫間”。
他的散曲，王驥德《曲律》曾評為北曲之冠，可惜流存很少。
其中多數是寫閒適的生活情趣，文辭爽利俊朗，是其所長。如《沉醉東風·攜酒過石亭會友》：
頂半笠黃梅細雨，攜一籃紅蓼鮮魚。正青山酒熟時，逢綠水花開處，借樵夫紫翠山居，請幾個明月清風舊釣徒，談一會羲皇上古。
另一些作品則反映了社會生活景象。如套曲《嘲轉五方》挖苦不停趕場子做法事的和尚，而小令《朝天子·詠喇叭》諷刺太監的作威作福，尤為著名：
喇叭，鎖吶，曲兒小腔兒大。官船來往亂如麻，全仗你抬聲價。軍聽了軍愁，民聽了民怕，那裡去辨甚麼真共假？眼見的吹翻了這家，吹傷了那家，只吹的水淨鵝飛罷。
散曲特有的尖新潑辣的語言風格，在這裡得到很好的發揮。
陳鐸（1469以前—1507）字大聲，號秋碧，邳州（今江蘇邳縣）人，家居南京。世襲指揮使，然不守官職，醉心於詞曲，當時南京教坊中人稱“樂王”。有《秋碧樂府》、《梨雲寄傲》，內容以寫男女風情最多，文辭流麗，《曲律》評為“頗著才情，然多俗意陳語”。他另有《滑稽餘韻》，收曲一百三十六首，用當時以城市為主的各種社會職業為題，寫形形色色的人情世態，是散曲中別開生面之作。因物件的不同，作者的態度有同情、有挖苦、有指斥，但偏重於戲謔嘲諷，也以這一類寫得較為成功。如寫里長“小詞訟三鍾薄酒，大官司一個豬頭”，寫巫師“手敲破鼓，口降邪神。福雞淨酒嗯一頓，努嘴胖唇”，寫蒙師“抹朱塗墨幾十年，野史歪文四五篇，詩云子曰千百遍”，都很傳神。下面錄一首完整的例子：
尋龍倒水費殷勤，取向僉穴無定準，藏風聚氣胡談論。告山人須自忖：揀一山葬你先人，壽又長身又旺，官又高財又穩，不強如干謁侯門？（《水仙子·葬士》）
吳中名士祝允明、唐寅也都能作散曲，多寫男女風情，反映出他們縱疏放浪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