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的影響卻遠遜於前七子，這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為他們大多科場中蹭蹬，名位不顯；
其次，他們所持的文學主張，不像李、何那樣激烈而鮮明，有“危言聳聽”、使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再有，他們的創作也取徑較寬，像祝允明追慕秦漢，唐寅偏向六朝而兼有白居易的淺俗率易，文徵明雖然在理論上對宋詩表示不滿，卻承認自己受宋詩影響很大。也許我們可以說，吳中諸子的態度比李、何等人更為合理，但這種“合理”，卻減弱了作為一個群體對當時文壇的衝擊力。
但是，吳中作為一個具有悠久文化傳統、自明中期始城市經濟又特別發達的地區，它所孕育的文學自有一種地域和時代的特徵。一般說來，吳中諸子對國家政治秩序的關懷不像李、何那樣熱切，而對於個人在社會中遭到壓抑的感受卻特別敏銳；他們同商業社會、市民階層的聯絡也更為密切，因而也更敢於肯定物質享樂的要求。
唐寅（1470—1524）字伯虎，一字子畏，號六如居士、桃花庵主等，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少年時已“漫負獨名”（《國寶新編·唐寅傳》。其家世代為商人，他是這個家庭中第一個走讀書求仕道路的子弟。弘治年間中鄉試第一名。正當他於功名躊躇滿志時，卻因會試中被牽連進一樁科場舞弊案，被逮下獄，繼遭罰黜，失去仕進的希望。歸吳中後以賣畫為生，過著“益放浪名教外”（《唐伯虎集外編》引王世貞語）的生活。這一命運的轉折造成他文學創作前後不同的風貌。
唐寅早期創作“頗崇六朝”（袁袠《唐伯虎集序》），其代表作《金粉福地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