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角度觀察，與“臺閣體”那種刻板的描寫程式及平衍、拖沓的語言風格亦大異其趣。李夢陽對這位以前的好友，不像通常的墓誌銘作空洞的諛辭，或對其履歷作平板的敘述，而是圍繞梅山先生的離別、歸來、宴飲等事件展開細緻、生動的描繪。像“握其手”、“拳其背”等動作的描寫，對話的大量運用，使梅山先生的音容笑貌宛在目前。另外，語言勁練、句法緊湊也是此文的顯著特點。在墓誌銘中出現如此重視文學性的作品，表明一種新的文學觀正在形成。李夢陽的文學創作的影響力持續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據後來的唐順之、何良俊等人說，他們當初都能熟誦夢陽之文。
何景明（1483—1521）字仲默，號大復，河南信陽人。於弘治間中進士，在京任職，與李夢陽等人一同倡言文學復古，成為“前七子”的主腦人物之一。有《大復集》。
何景明曾與李夢陽就文學復古的問題發生爭論，彼此書信往復，各執己見。大致說來，在提倡復古的基本立場上，他與李氏並無歧異，有些言論同樣很偏激，如《雜言十首》所謂“秦無經，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不過，何景明不像李夢陽那樣主張“尺寸古法”，而提出“舍筏登岸”（《與李空同論詩書》）之說，強調學古為手段，目的在於獨創。這種分歧的產生，蓋與二人美學趣尚不同有關。何景明的創作風貌，更多地趨向於俊逸秀麗一路，所以一味拘守“古法”，追仿古人的“格調”，是他不能接受的。
以揭露政治現實為題材，表達其強烈的干預時事的傾向，也是何景明創作的重要部分。這裡面同樣顯示了新的思考。如他的《東門賦》，寫一對“少小結髮”的夫婦，瀕於餓死之際，展開一場“辯說”。丈夫勸妻子另覓生路，而妻子寧願與他一起餓死，不願成為不“從義”的“汙人”。丈夫嚴厲地責備她：
言乃執古！死生亦大，爾何良苦。死為王侯，不如生為奴虜；
朱棺而葬，不如生處蓬戶。生尚有期，死即長腐。潛寐黃泉，美諡何補！
而後丈夫抹淚而去，不再回首一顧。此處實是作者在自述其觀點，所針對的正是宋儒“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反人性的教條。他提出生存本身是首要的，生的權利不能夠以醜惡的道德教條來剝奪。在明代這樣一個極力提倡貞節的時代，這篇作品無疑有深刻的意義，它反映出明中期社會思想的重要動向。
由於對陳腐的思想、文化傳統的厭棄，使李、何等人能逸出傳統文士的侷限，從廣闊的現實生活中注意並表現富於生命活力的事物。在這一點上，何景明顯然也接受了“真詩在民間”的主張。他的《津魚打市歌》，以江邊魚市為場景，描繪船隻往來收購魚貨及酒樓賣魚的熱鬧情景，頗富活潑的氣息。另外他在正德初年出使南方期間所作的《羅女曲》一詩也堪稱佳作。詩云：
羅女年十五，自矜好顏色。山葉雜山花，插髻當首飾。蠻方立門戶，男女多生涯。昨聞城中市，女出男在家。上市買黃絲，染緝作花布。裙短衫袖長，不惜雙腳露。夜行山中道，何處吹蘆笙？我歌連臂曲，曲罷動郎情。動郎情，與郎匹。生女復長男，三年始同室。
作者以讚賞的心情、明朗的色調描寫了在“蠻方”所見一個少女的形象，從羅女的裝束、日常生活到她同情郎的自由、美好的結合，都散發出青春、自由的氣息。對於久受臺閣體糟蹋的詩壇，這樣的詩無疑帶來了清新的活力。此詩所體現的不受傳統道德束縛的精神意向，卻淵源於一個更為古老的文化傳統，如在《詩經》中就有類似於男女自由結合的內容。此詩也反映了何景明等人的文學復古的某種實質性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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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吳中四才子
明中期文學復興在南方的主要代表是被稱為“吳中四才子”的祝允明、唐寅、文徵明和徐禎卿。其中徐禎卿於弘治末進士及第後，在北京加入李、何為首的文學群體，成為“前七子”之一。但吳中這一文學群體在弘治初形成時，與李、何在北方崛起的時間相近，兩方起初並無聯絡。他們的基本方向——反宋儒理學、要求人性解放、重視“古文辭”自身的價值——極其一致，正表明當時社會思潮出現了一種整體性的騷動。而徐禎卿加盟李、何的群體，恰好體現了南北文學潮流匯合的趨勢。
萬曆間袁宏道說：“蘇郡文物，甲於一時。至弘、正間，才藝代出，斌斌稱極盛，詞林當天下之五。”（《敘姜陸二公同適稿》）指出當時吳中諸子在文學上與李、何等人旗鼓相當。
然而吳中文學對後來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