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民謠的格調加上古樸的語言寫成的。只是，民歌的情感表現和語言，同文人文學的傳統實在不容易融合成一體，而“復古”主要是就文人文學的傳統而言，它終究不能夠達到民歌那樣的率直天真。
以李夢陽為主導的文學復古運動，其意義一是要隔斷同宋代文化主流——特別是理學——的聯絡，二是為了追求所謂“高格”。李夢陽說：“夫追古者，未有不先其體者也。”
（《徐迪功集序》）在他們看來，各種詩、文體格，凡最早出現的，總是最完美的。這裡包含著某種崇古的偏見，但也有其合理的成分：當一種文學體式被創造出來的時候，也許並不精緻，卻總是生氣勃勃的，具有彌滿的精神力量——
“格”首先是指此而言。所以，李夢陽在詩歌方面，主張古體以漢魏為楷模，近體以盛唐為榜樣；在散文方面，則最推崇秦漢。
“格”是對文學的總體上的美學特徵的追求。除此以外，李夢陽還重視“調”——主要指詩歌音調的和諧完美。此外，他還提出一些寫作方法上的講究，如《再與何氏書》中所說“前疏者後必密，半闊者半必細；一實者必一虛，疊景者意必二”等等。這些歸納起來，又統稱為“法”。在當時，這樣強調文學的審美特徵和藝術技巧，對於促進文學的獨立，使其與“道統”脫鉤，發揮了重要作用（如宋濂等強調“文道合一”者為維護道的獨尊地位，無不貶斥對文學形式與技巧的探究）。
但是，雖然李夢陽所說的“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駁何氏論文書》），表明他並不主張僵極地模擬古人，所謂“尺寸古法”的要求實際上仍然造成很大的負作用。思想情感是文學中最活躍的因素，它需要文學的語言形式與之作相適應的不斷調節變化。強調“古法”，在語彙、意象、音調、結構等諸方面總結出一套程式來，必然會成為形式的封裹。李夢陽的許多詩，確實容易給人以似曾相識之感。所以，從他的盟友何景明開始，就對他的文學主張及創作有所批評。但不可否認，李夢陽所發起的復古運動對扭轉當時的文學風氣是強有力的，如《四庫全書提要》所稱：
“學者翕然從之，文體一變。”自此宋、王的“文道合一”論以及“臺閣體”可謂一蹶不振。即使到了晚明，李夢陽以及何景明等人對文學發展的貢獻和地位依然得到許多作家的肯定。如袁宏道《答李子髯》詩中有“草昧推何、李，爾雅良足師”之句，稱讚之意溢於言表。過去一些文學史論著把李、何視為晚明文學新思潮的對立面加以評價，是不妥當的。
李夢陽的詩有不少以感懷時事、暴露現實為題材，如《士兵行》、《石將軍戰場歌》、《玄明宮行》等，寫得情感激切，蒼勁沉鬱，顯然受到老杜詩風的影響。在這類作品中，有時流露出對封建政治秩序的幻滅感。如《博浪沙》：“赤松子，在何許？君不見朝烹狗，暮縛虎。”《自從行》：“若言世事無顛倒，竊鉤者誅竊國侯。”他的一些優秀之作寫得雄渾豪壯，可以看出他所追求的“古格”究意意味著什麼。如《秋望》詩：
黃河水繞漢宮牆，河上秋風雁幾行。客子過壕追野馬，將軍韜箭射天狼。黃塵古渡迷飛輓，白月橫空冷戰場。聞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誰是郭汾陽？
李夢陽另外有些詩，表現情感深切而真摯，寫出了以前詩歌中很少見的內容。如祭悼亡妻的《結腸篇》有云：“言乖意違時反唇，妾匪無許君多嗔。中腸詰曲難為辭，生既難明死詎知？”與一般“悼亡”詩多美化夫妻生活不同，這首詩借妻子的口吻，寫出了夫妻生活中的隔閡，真實地描寫了婦女在情感上的要求與遺憾，這已經閃爍著晚明文學的新精神了。
李夢陽的散文，在當時也樹立了一種新的正規化。如《梅山先生墓誌銘》一文：
正德十六年秋，梅山子來。李子見其體腴厚，喜握其手，曰：“梅山肥邪？”梅山笑曰：“吾能醫。”曰：“更奚能？”曰：“能形家者流。”曰：“更奚能？”曰：“能詩。”
李子乃大詫喜，拳其背曰：“汝吳下阿蒙邪？別數年而能詩能醫能形家者流！”
李子有貴客，邀梅山。客故豪酒，梅山亦豪酒。深觴細杯，窮日落月。梅山醉，每據床放歌，厥聲悠揚而激烈。已，大笑，觴客；客亦大笑，和歌，醉歡。李子則又拳其背曰：“久別汝，汝能酒又善歌邪！”客初輕梅山，於是則大器重之。……
且不說此文內容上寫一個可愛的商人以及浪漫的生活情調，與充斥當時文壇的“皆欲合道”的“志傳”相比，已散發出一股清新的氣息，若純從藝術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