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謂之風也。”他在這裡強調詩是情感的自然流露。祝允明在《祝子罪知錄》中也說：“文也者，非外身以為之也。心動情之，理著氣達。宣齒頰而為言，就行墨而成文。文即言，言即文也。”立足點也與前者相似。當然，文學畢竟是一種藝術創造活動，純自然不假修飾的語言並不能夠直接成為“文學”，這一點祝、李他們不是不知道。他們這樣強調，意義在於反對把來之於“道”的約束強加於文學。
所謂“文即言，言即文”，和朱熹或宋濂所謂“文即道，道即文”，構成直接的對立。
要求文學表達自然之情，也即反對文學中的虛偽現象。李夢陽的《空同子·論學》中一段文字，把載道之文顯得醜惡的原因揭露得非常透徹：“而今之文，文其人無美惡皆欲合道，傳志其甚矣。是故考實則無人，抽華則無文。”由於為文出於“合道”的目的，作品中就看不到真實的人格，因而不成其為“文”。
綜上所述，明中期的文學復古運動的現實出發點是十分明確的。即使“復古”的口號本身反映著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守舊心理，包含了嚴重的弊病，它在當時所要達到的目的，卻是為了擺脫程朱理學、官方政治對文學的約制，而追求文學的獨立性，追求文學中自然的、真實的情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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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前七子
所謂“前七子”是以李夢陽、何景明為中心、包括康海、王九思、邊貢、王廷相、徐禎卿的文學群體。弘治年間是他們相聚倡和最盛的時期，如李夢陽所說：“暇則酒食會聚，討訂文史，朋講群詠，深鉤賾剖，乃鹹得大肆力於弘學，於乎亦極矣。”（《熊士選詩序》）不過，“前七子”的名稱是後來才起的，所以他們的文學活動，不像“後七子”那樣帶有明確的集團和宗派意識。他們實際代表著弘治、正德年間發軔於京師的一股文學潮流，當時另有王守仁、陸深、顧璘、朱應登等，都與這一潮流的形成有關。
前七子皆為弘治間進士，屬少年新進，以才氣自負。對國運危機的敏銳感受、對官場腐敗和士風苟且的現狀的深刻不滿，都促使他們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取一種挑戰的姿態。如李夢陽“傲睨當世”（顧璘《國寶新編·李夢陽傳》），在政治上以“氣節”“震動一世”（《四庫全書提要》）；康海“訾議諸先達，忌者頗眾”（《明史》本傳）；何景明在京城做官時，據說曾讓僕人帶了一隻便桶去赴宴，席間他就坐在便桶上讀書，以示對時輩“傲然不屑”之意（何啟俊《四友齋叢說》）。
他們在文學方面矯枉過正的偏激態度，同樣也反映了對於整個社會文化狀態的強烈不滿。
李夢陽（1473—1530）字獻吉，號空同子，慶陽（今屬甘肅）人。家世寒微，祖父由“小賈”而致富，另外李夢陽有一位兄長也是以經商為業的。父習儒，曾任封邱王府教授。
李夢陽的一些詩文中對商人善於牟利的品質頗表示讚許，與其家庭的情況有關。弘治六年（1493）中進士後，他為官剛勁正直，敢於同權宦、皇戚作對，以至屢次入獄。最今世人震驚的一次，是他上書孝宗皇帝，歷數皇后之父張鶴齡的罪狀，差點為此送命；出獄後在街上遇到張氏，他仍痛加斥罵，用馬鞭擊落張氏的兩顆牙齒，從中可以看出他的為人性格。有《空同集》。
李夢陽對宋人掊擊甚烈。他認為宋“無詩”而且“古之文廢”，其根源是理學：“宋人主理，作理語，於是薄風雲月露，一切鏟去不為。又作詩話教人，人不復知詩矣。”（《缶音序》）而與此相對的，李夢陽在文學方面最為推崇的物件，卻是民間真情流露、天然活潑的歌謠。他不僅倡言“真詩在民間”，而且有人向他學詩時，他竟教人效仿《瑣南枝》——
當時流行的市井小調（見李開先《詞謔》）。對自己的詩，他也批評說：“予之詩非真也，王子（叔武）所謂文人學子韻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詞多者也。”（《詩集自序》）這裡已經對整個文人詩歌的傳統提出了懷疑，表現出探求新的詩歌方向的意欲——雖然他在這方面沒有作出多少成績。
但是，把李夢陽上述觀點與他的“復古”理論對立地看待，甚至認為這是他“承認錯誤”的表示，則完全不合事實。
因為“復古”的理論本身亦包含對真情實感的重視，而且，李夢陽的詩也確有些受民歌影響的地方。譬如他的集子中，就收有經他改寫的《童謠二首》；他的《長歌行》等詩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