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接近真實的人性。如《王冕傳》，寫出一個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開頭描寫王冕少年讀書情形的一節，頗有情趣：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
又如《鹿皮子墓誌銘》詳細介紹陳樵“屏去傳注，獨取遺經”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傳》寫出一個出世高士的形象，由於作者對不同的人物個效能取一種同情的態度，都寫得較出色。《送東陽馬生序》自述早年在貧寒中求學的艱苦，也很真實動人。
宋濂的散文文辭簡練典雅，少作鋪排渲染。但偶爾有些描寫的片斷，也能寫得相當秀美。各種文體往往各具特點，可以看出變化，不是那麼僵板。總的說來，他的文章風格具有密吻於道德規範的特徵，同時也具有較高的語言修養和純熟的技巧，所以能夠成為明初文學風尚的典範。
對於宋濂來說，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認他是什麼“大儒”，而帶有侮辱性地稱之為“文人”（見《明史·桂彥良傳》）。因為在朱元璋的政治體制中，已不能夠允許有“大儒”——社會的思想指導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導者。宋濂最後其實是死於無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嚴酷。
曾與宋濂同為《元史》總裁官的王禕，也是一位著名的儒者。他的儒學思想在推崇朱熹的同時，綜合宋儒各學派，有相容幷蓄的長處。對於文學，他的理論觀點和宋濂一樣，要求文章風格與道德內涵一致。如《黃子邕詩集序》所讚美的：
“斥漫衍以為簡，屏華縟以為質，黜奇詭以為平，祛浮靡以為實。”這可以看出明初強調“道統”的文學對散文藝術風格的基本要求。
劉基（1321—1375）字伯溫，青田（今屬浙江）人。元末進士，至正二十年與宋濂同為朱元璋所召，後成為開國功臣，封誠意伯，官至御史中丞。劉基也是一位儒者，他的文學思想與宋濂大致相近。但不同的是：劉基在學術方面涉獵廣泛，個性又慷慨豪邁，所以思想不那麼拘謹，理學家的氣息較少。而且，他的許多詩文作於元末，還沒有受到明初那種高壓環境的壓迫，因此更多體現了傳統儒學中積極的因素，表現出對於社會政治、民生疾苦的關懷，和個人追求事功的慾望。他的散文以短篇寓言著稱。如《賣柑者言》諷刺元末身居廟堂高官“金玉其外，敗絮其內”，《郁離子》中“楚有養狙以為生者”一章提出以“術”欺民而不能以“道”治民者必敗，思想都很尖銳。不過，由於劉基的寓言主要為了藉故事論說政治方面的道理，在文學性方面不是很注重的。
劉基的詩如《買馬詞》、《畦桑詞》、《築城詞》等，以質樸的語言反映社會矛盾，是較好的作品。他的一些抒情之作，則流露出豪傑氣慨，在元末明初的詩歌中較為少見。如《感懷》：
結髮事遠遊，逍遙觀四方。天地一何闊，山川杳茫茫。眾鳥各自飛，喬木空蒼涼。登高見萬里，懷古使心傷。佇立望浮雲，安得凌風翔！
劉基常被當作明初具有代表性的文學家提出。但實際上，他跟隨朱元璋以後，就很少寫出有生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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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臺閣體
約永樂至成化年間形成的“臺閣體”，體現了洪武朝以後一段長時期裡上層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審美意趣，並作為典範而廣泛地影響文壇。其主要人物是“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他們先後都官至大學士，而同時期大多數高階官僚的創作都可以歸屬這一流派。其形式以詩歌為主，散文也可以包容在內。
臺閣體大體與這樣的幾種因素相關聯：一是密切結合官方意識形態即程朱理學，故表現的思想情感“雅正平和”，有濃厚的道學氣；二是反映著上層官僚的生活內容，故應制、唱和之作數量非常之多；三是與當時（特別是永樂之後）政治平靜、人事結構穩定的狀況相對應，表現出陶然悠然的滿足心態（如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稱楊士奇的“太平宰相風度”）。他們要求文起到“施政教，適性情”的功能，內容上要“歌頌聖德，施之詔誥典冊以申命行事”（王直為楊榮《文敏集》所作《序》），在表達一己的感情時，要“適性情之正”，抒寫“愛親忠君之念，咎己自悼之懷”（楊榮《省愆集序》）。總之，這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