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由壓抑的道德和平庸的人格出發的文學，既缺乏對自我內在情感的切入，也缺乏對社會生活的關懷，並且缺乏藝術創造的熱情。臺閣體文人大都追慕宋人的文學風範，如董其昌所說：“自楊文貞而下，皆以歐、曾為範。”
（《重刻王文莊公集序》）但這種追慕，更多地以程朱理學為前提，距宋人的文學成就也遙遠得很。而由於這些文人的社會地位之高，他們的影響也格外大。如果按照這一方向走下去，無疑會把文學引向絕境。
但臺閣體發展到後期，也漸漸產生了一些變化。如江南地區出身的館閣大臣徐有貞、王鏊的詩歌，所表現的人生感受要比“三楊”來得複雜一些。被稱為茶陵詩派領袖的李東陽（1447—1516），在成化、弘治年間以臺閣大臣的身份主持詩壇，其詩風大致仍在臺閣體的範圍。但他論詩，一是強調宗法杜甫，一是比前人更多重視詩歌語言的藝術。在其《懷麓堂詩話》中，比較細緻地分析了詩歌的聲律、音調、結構、用字等方面的問題。這看起來好像是細枝末節的議論，實際上對恢復詩歌的抒情功能，卻有一定的效用。他提出“宋詩深，卻去唐遠；元詩淺，去唐卻近”，也表現了對宋詩的不滿。
所以，後來李夢陽等人對於他既有嚴厲的批評，同時卻也繼承了他的某些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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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明代前期的戲劇
明代前期，戲劇作家、作品的數量不算少，但在文化專制主義的統治下，所獲得的成就卻很有限。明初法律規定，民間演劇不準妝扮“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聖先賢”，但“神仙道扮及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者不在禁限”（《昭代王章》），明確要求戲劇為封建政教服務。在此情況下，戲劇創作中最盛的是點綴昇平的娛樂之作和宣揚封建道德的作品。在雜劇系統中最有影響的朱有燉、在南戲系統中最有影響的邱濬，均代表了這一傾向。
明初雜劇作家，據朱權《太和正音譜》記載，有王子一、劉東生、穀子敬、楊景言、賈仲名等十六人，但都沒有什麼突出成就。在當時影響最大的卻是皇室貴族朱有燉。
朱有燉（1379—1439）號誠齋，明太祖之孫，襲封周王，諡“憲”，故世稱周憲王。作有雜劇三十一種，總稱《誠齋樂府》。因地位關係，他的劇作全部完整儲存下來。這些劇作中，以遊賞慶壽、歌舞昇平、神仙道化為題材的約有二十種，是典型的富貴人家的消遣娛樂之作。另有十餘種牽涉社會生活，也有意識地灌注了統治者所要求的道德思想。如《香囊怨》寫妓女劉盼春鍾情於秀才周恭，因鴇母逼其接待富商陸源，自殺明志，屍體火化後，她所佩藏有周恭寄贈情詞的香囊完好無損。作品沿襲元雜劇士子、富商、妓女三角關係的老套，但強烈地突出了表彰女子貞節的主旨。又如水滸戲《仗義疏財》寫李逵、燕青懲罰欺凌百姓的惡吏，也是模仿元雜劇的題材，但後半部分卻以梁山好漢受招安並從徵擒方臘的情節，強化正統道德色彩。朱有燉的雜劇結構勻稱、語言俊爽、音律諧美，在體制和樂曲上吸收了南戲的成分，因此在當時流傳很廣。
南戲在明代也習稱為“傳奇”。明初有些從元代作品改編的傳奇，尚能保持原作的特色，但新的創作卻很沉寂。成、弘年間，理學大儒、官至禮部尚書兼文淵圖大學士的邱濬，成為傳奇的重要作者。他有三種劇完整傳世，其中《五倫全備忠孝記》最有代表性。劇中寫五倫全、五倫備兄弟孝義友悌的故事，其主旨如開場白所宣稱的：“使世上為子的看了便孝，為臣的看了便忠……雖是一場假託之言，實萬世綱常之理。”
劇中的說白唱詞大段地抄錄經書，充滿封建說教的陳詞濫調。
以邱濬的身份而染指於向來為正人君子所不屑的戲劇，可以看作是以道德理念為核心的臺閣文學的強有力的擴充套件。
稍後宜興生員邵燦作《香囊記》，是《五倫全備記》的翻版。他把為臣為子為母為妻為兄弟為朋友的標準德行全部組織在一部劇中，煞費苦心。此劇曲詞講究對偶、喜用典故，雕琢甚深；對白多用駢文，大講經義，對於後代戲劇的駢儷化傾向有較大影響。
明代前期還產生了兩部重要的戲曲文獻，一是朱權的《太和正音譜》，一是賈仲明（或謂無名氏）作的《錄鬼簿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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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明代前期的文言短篇小說
在明代前期文學全面衰退的情況下，文言短篇小說方面則有些作品仍能承繼元末文學的精神，並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