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要更推進一步。如一般復古論者視《史記》、《漢書》為古文的典範，而李攀龍則從比《史》、《漢》更古的《戰國策》、《呂氏春秋》等書中汲取“古法”，似乎這樣格調就愈高。在王世貞那裡，李、何關於“古法”的理論得到進一步發展，更趨精密、系統。他在《藝苑卮言》裡說：“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篇法也。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綴關鍵，金石綺彩，各極其造，字法也。……文之與詩，固異象同則。”另外對各種文體的創作法則也探討得很深入，如論述“作賦之法”等。
對於“後七子”在明代文學中的地位，應從兩方面來看：
一方面，他們對於反擊“唐宋派”的文學倒退的動向、維護文學的獨立地位、強調文學的藝術特徵起了極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文學復古運動固有的弊病，在“後七子”那裡顯得更加突出。雖然他們也提出過很好的意見，如王世貞說過“有真我而後有真詩”（《鄒黃鶴鷦鷯集序》），李攀龍要求“擬議成變，日新富有”（王世貞《李於鱗先生傳》），但他們太強調效法古人，對於創作的法則又規定得太具體、細密，必然會對個性、情感的自由表現和藝術的創新，造成嚴重的束縛。隨著時代的發展，後七子也很快受到了嚴厲的批判。
李攀龍（1514—1570）字於鱗，號滄溟，山東歷城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官順德知府、陝西提學副使、河南按察使等。有《滄溟集》。
李攀龍在文學上標榜高古比李夢陽走得更遠，他作文甚至運用《戰國策》、《考工記》、《韓非子》等古文中辭彙與句法，結果文章充塞著在歷史上久已廢絕的語言，包括人稱代詞和語氣助詞，都借用上古時代的修辭習慣。文中並非沒有現實生活的內容，但這樣的文學既難以傳達時代的激情，也難以獲得時代的呼應，卻更暴露出文學復古的缺陷。
李攀龍的詩對語言的推敲很用心，也自有其人生情懷在內，但其風格，總是接近於某一種典範，如下面兩首：
白羽如霜出塞寒，胡烽不斷接長安。城頭一片西山月，多少徵人馬上看。（《塞上曲四首·送元美》）
儂來星始集，儂去月將夕。不是地上霜，無人見儂跡。（《夜度娘》）
前一首是盛唐絕句的味道，後一首是南朝民歌的情調。
王世貞（1526—1590）字元美，號鳳洲、弇州山人，太倉（今屬江蘇）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授刑部主事。嚴嵩當權期間，其父王忬因疏失職事，被處決，遂棄官家居。隆慶初，復出仕，歷官浙江右參政、山西按察使、南京刑部尚書等。有《弇州山人四部稿》等。
後七子中王世貞才學最富，成就最高。袁宏道說他“才亦高，學亦博”，又說他“不中於鱗之毒，所就當不止此”（《敘姜陸二公同適稿》）。其創作極富，雖有習古之病，但如《四庫全書提要》所說，“名村瑰寶，亦未嘗不錯出其中”。如《擊鹿行》一詩：
匕首不肯避君鹿，一擊波紅寫盤玉。乍如錯落摧珊瑚，下泛碧海之幔�X。伊、尼右手大白左，兩者並是神仙祿。已堪桓、陸片時歡，未煩夢、漢諸公逐。此生分絕安期駕，不死反並嵇康戮。王子欲罷仍踟躕，忽憶少年諸獵徒。驊騮蹶起匹練色，日落不落雲模糊。翻然草際出此物，銀牌隱項垂流蘇。少年拓弓霹靂響，鹿也宛轉無前途。霞絲雪縷袒分割，一飽盡付黃公壚。凋零俠氣久已甚，忽復遘此萬事無。徐君徐君且莫歌，丈夫失據當如何？喬林豐草世無限，苦復擾擾趨田禾。寧為披襲酌澗水，鹿門山色青嵯峨。不然老作長安客，豈異爾鹿嬰其羅！嗚呼，豈異爾鹿嬰其羅！
此詩是作者與李攀龍、宗臣等在徐中行居處殺鹿飲酒時所作，距他中進士入仕途為時還不久。詩分三段，前十句寫擊鹿豪飲，轉悲鹿死之命運。次十句回憶少年獵鹿，同是割鹿聚飲的豪邁情景。末十句寫今昔對照，慨嘆俠氣凋零，並以鹿自喻，雖有志於“喬林豐草”，然不得不“趨田禾”，即被羈束於仕途。世路險惡，既難以高蹈塵外，則最終不免落到此鹿之命運，墮於網羅，等待擊殺。青壯年時期的王世貞是頗為自負、狂放的。此詩正寫出他當時的精神狀態：因仕途黑暗而深感苦悶，雖不願隨世浮沉，卻難以解脫，不得不痛苦地面對慘淡的現實。對於表現當時知識階層內在的精神苦悶，這詩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
王世貞等人十分重視藝術形式，把它看作是文學成敗的關鍵因素，此詩也極其講究修辭。即以開頭兩句為例：首句以“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