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只是一部分。從總體來看，作者對《三國志》以及裴松之注所引大量零瑣而又不免彼此矛盾的史料的處理，不僅顯示了高度的史學修養，而且表現出高度的敘事技巧。在史料的基礎上，作者作了許多鋪張渲染，更增添了不少純出乎虛構的情節，這些往往成為全書最精彩的部分。在上述幾種成分的組合下，全書形成一個完整的結構，充分地描繪出魏、蜀、吳三方之間錯綜複雜的矛盾關係，政治、軍事、外交方面的有聲有色的活動，並由此展現歷史人物各具風神的形象。尤其是對戰爭的描寫，成就最為特出。如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彝陵之戰等大規模的戰爭，從戰事的起因、力量對比、彼此的方略及內部爭執，到戰爭的過程及其變化、勝負的決定及其緣由、有關人物在戰爭中的作用，都能敘述得生動而具體，寫出戰爭的巨大聲勢、緊張氣氛，處處扣人心絃。特別是赤壁之戰，作為三方同時捲入、決定三國鼎立之勢的關鍵性戰爭，從《三國志》中簡略的記載，經過鋪排和虛構，成為小說中整整八回的篇幅，寫得波瀾壯闊、高潮迭起，始終充滿戲劇性的變化，從中可以感覺到作者廣闊的視野和宏偉的構思。也許就是這部小說中表現出的作者的精神氣質，使有些人推測他是“有志圖王者”。
在確定《京本通俗小說》為偽造之後，再來看中國通俗小說的演變過程，會發現《三國演義》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實有重大的進步。以前的通俗小說，都是以寫故事為主，對人物的性格很少注意。即使文言小說，儘管情況比通俗小說好些，但同樣也受到重情節、重文采等因素的牽制，加以篇幅有限，在這方面的成就也不特出。而讀過《三國演義》，人們卻自然會對小說中許多人物留下鮮明的印象。儘管比起後來的小說（包括《水滸傳》），《三國演義》寫人物的筆墨還不夠細緻，人物的性格層次也不夠豐富，但作者在敘述歷史故事的同時已經注意到描繪人物，注意到人物個性的差異，這種意識對促進小說藝術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
《三國演義》寫人物，與它的截然分明的道德評判相關聯，有一種“型別化”的傾向。他們的品格性情，大都可以用簡單的語言概括出來。如劉備的寬厚仁愛、曹操的雄豪奸詐、關羽的勇武忠義、張飛的勇猛暴烈、諸葛亮的謀略高超和勤於國事、周瑜的聰明自信和器量狹小……。這種單純鮮明的性格，猶如京劇的臉譜化表演，容易為讀者所把握。而在單一的性格方面上，作者透過生動的情節和誇張的筆法，還是能夠把人物寫得較為有聲有色。像關羽溫酒斬華雄的一節，雖文字不多，卻足以令人感佩他的威猛。寫諸葛亮出山的過程，先借司馬徽、徐庶之口，影影綽綽地虛寫他的非凡才能；繼而是三顧茅廬，仍是從劉備等三人的眼光中虛寫這位“高人逸士”的生活氛圍和一種神秘色彩，逗引讀者的興趣；而後才是諸葛亮縱論天下大勢，在非常開闊的時代背景上展現他的政治才能，令人覺得他的出山之難，自有賢者不可自輕的道理。就是像張飛一聲喝退曹操數十萬大軍，雖是過於誇張了些，那種氣勢卻似乎也有可信的一面。類似這些傳奇式的生動情節，給人物塗上了濃厚的色彩，多少彌補了其他方面的不足。
《三國演義》中寫得最好的人物卻是作為反面角色的曹操。劉備作為正面道德的代表，被符號化了，除了“煮酒論英雄”借雷聲掩飾失等等少數情節，他的言行常讓人覺得不可信，這一人物形象因而也缺乏生氣。曹操的形象則不然。他在小說中看起來好像是個“反面角色”，實際作者對他的豪傑氣概是頗為佩服和喜愛的，並未一味醜化他。因而，小說在寫出他的奸詐、殘忍的同時，也寫出他的雄才大略、敢作敢為、善於引納人才等種種長處。如第十二回寫曹操在濮陽與呂布作戰時，中了陳宮之計，倉惶敗逃，“火光里正撞見呂布挺戟躍馬而來，操以手掩面，加鞭縱馬竟過。呂布從後拍馬趕來，將戟於操盔上一擊，問曰：‘曹操何在？’操反指曰：
‘前面騎黃馬者是他。’呂布聽說，棄了曹操，縱馬向前追趕。”
由是得以脫險。後負傷逃出，眾將拜伏問安，他卻仰面大笑道：“誤中匹夫之計，吾必當報之！”這種處變不驚、在險境中鎮定自若的表現，在小說中反覆出現多次，形成一種個性特徵。所以，曹操的形象雖然“惡”，卻很有生氣，他的性格比其他人物顯得複雜，也更具有吸引力。
《三國演義》用的是文白相雜的語言，和《水滸傳》那種純熟的白話不同。這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作者常需在書中直接引用史料，如用純粹的白話就難以諧調；一是帶些文言成分，給人的感覺會多些歷史感。這種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