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只有這樣，才能吸引觀眾和讀者的感情投入。——所謂“正”的一方，對欣賞者而言就是“我方”。蘇軾記“薄劣小兒”聞劉備敗則憂而出涕，普通成年人的感情其實也與此類似。
在三國的三方中，怎樣來分辨“正”、“邪”，則是由一種尊崇“正統”的封建道德觀決定的。歷史上的曹操，本來是一個蔑視傳統倫理的“奸雄”式人物，他雖然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卻不大容易在傳統道德標準中得到肯定；劉備雖然沒有太大的政治成就，卻因為他與漢皇室的一點可疑的血統關係，更容易被樹立為正面人物。由此來分辨正邪，體現出皇權神聖的意識。不過，小說透過對曹操的殘暴奸詐的描繪和對劉備的寬厚仁愛的讚揚，也表現出作者、也是民眾的對於“仁政”的嚮往。小說中寫劉備從當陽撤退時，雖形勢危急，仍不肯拋棄跟隨他而行的十幾萬百姓，諸如此類的情節，與其說是敷演史實，毋寧說是寫出了老百姓的希望。
與封建正統道德同時存在的，是民間的尤其是市井的“義”的道德，這與《水滸傳》的情形頗為相似。“義”本來是一個浮泛的道德概念①，但民間所說的“義氣”，則有它的專指。它特別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扶助以及知恩圖報的原則。在農業社會中，由血緣所形成的宗法關係高於一切，而在市井社會，很多活動超越了狹小地域以及家庭、宗族的範圍，“義氣”就顯得特別重要。舊時江湖幫會特別重視“義氣”，原因就在於它能幫助建立強有力的共同利害關係。
《三國演義》從一開始寫劉、關、張桃園三結義，就開始拿市井道德與封建正統道德相結合來解釋歷史與政治。三人名為君臣，實為兄弟。關羽更是“義氣”的化身，他“身在曹營心在漢”，不為曹操的高官厚祿所動，最終演出“掛印封金”、過五關斬六將的壯舉，體現了“結義”的關係一旦形成就不可違逆的道德原則。但赤壁之戰中關羽奉命扼守華容道，卻又因為曹操舊日有恩於他而放了曹操一條生路，這又是“義氣”的另一種表現，即受人之恩不可不報。實際上，這是尊重利益交換的道德準則。小說中所描寫的這一切，在高層政治中實際是不可能存在的。但這樣寫，對於市井讀者卻有很強烈的吸引力，因為這種道德是他們在生活中所尊尚的。關羽的形象後來被封建統治者所利用，成為“伏魔大帝”、“關聖帝君”，在民間受崇拜的程度，遠遠超過孔夫子。這固然與統治者要求人民效忠有關，卻也離不開民間從自身的觀念出發的理解。
①“義”本義為“宜”，即“正當”的意思。
當然，《三國演義》不只是、而且主要不是什麼道德教材。
它在向廣大的粗具文化的讀者提供娛樂的同時，也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知識，從而擴大了人們精神生活的範圍。三國本來是一個風雲變幻、豪傑輩出的時代；由三方鼎立而彼此間組合分化、勾心鬥角所形成的關係，較之雙方對峙（如南北朝）或多方混戰（如戰國），有一種恰到好處的複雜性，能夠充分而又清楚地顯現政治作為利益鬥爭的手段的實際情狀。
當小說對這種歷史情狀作出較真實的描述時，道德化解釋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力量，而給人們以一種更深刻的對於歷史的認識。與此相關聯的是，小說大量傳播了在政治鬥爭和社會生活中積累起來的智慧。諸葛亮可以算是《三國演義》中智慧人物的代表，他在無論何種複雜的情況下，都能審時度勢，掌握大局；在無論多麼危急的情況下，都能運用巧思，轉危為安。與諸葛亮不相上下的智慧人物是曹操。雖然他的智慧通常表現為反道德的“奸詐”，但對於讀者來說，在完成表面的道德評判之後，這種智慧仍然是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另外，周瑜和司馬懿，也是小說中以謀略機變見長的人物。運用智慧的故事，在閱讀上有其特殊的緊張感和愉快感，同時又有實用的價值。這也是《三國演義》吸引讀者的重大原因。不但古代的造反者常以此書為政治和軍事鬥爭的課本，今日在國外，還有許多人從中尋找可用於“商戰”的技巧。
三、《三國演義》的藝術成就
在《三國》與《水滸》之間，通常認為《水滸》的藝術成就要更高些，但《三國演義》的一個重要的長處，顯然是《水滸傳》所不及的。那就是：它具有一個相當完整細密的宏大結構，有條不紊地處理了繁複的頭緒，描繪了極其壯闊的、波譎雲詭的歷史畫面。
《三國演義》的故事框架是在歷史記載的基礎上構成的，這一點有時對作者的創作才能的發揮帶來妨礙，像金聖嘆所批評的“筆下拖不動，踅不轉”那種情況確實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