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枯寂、瑣碎。在此種狀況下，浙派後期詞人吳錫麒，郭麟等先後試圖透過對浙派傳統理論的變通以求挽轉委頓的態勢，但並未造成很大影響。嘉慶年間，張惠言用經學方式提高詞的身份，別張一幟與浙派對立，它更難以與之相抗衡了。
張惠言（1761—1802）字皋文，號茗柯，江蘇武進（今常州）人，嘉慶四年（1799）進士，官翰林院編修。他是一位經學家，並以詞和散文著名，是當時“常州詞派”和古文中“陽湖派”的首領。有《茗柯文編》、《茗柯詞》，另編有《詞選》，代表他的詞學觀點。其《詞選序》中所述主張，最根本一點是提出詞和詩一樣要講求比興、要有寄託，“要其至者，莫不惻隱盱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非苟為雕琢曼辭而已”。從這一種標準來看，他認為宋亡以後“四百餘年”的詞家，都是“安蔽乖方，迷不知門戶者也”，這當然也包括了風行一時的浙派詞。他是怎樣來指明門戶的呢？
《詞選》共選唐宋詞人四十四家，而序文特加稱許的，在唐為溫庭筠，在宋為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這個名單初看很難找到明確的共同點，但張氏自有解說。他最推崇的是溫庭筠，而原因是在他看來溫詞種種美人香草的辭面都只是比興，內中隱有深微的大義（這實際是經今文學的解釋方法）。而宋之八家，都還有缺點，即“不免有一時放浪通脫之言出於其間”，要注意辨別。所以他雖選了蘇、辛，但主要是選其含蘊委婉之作。這樣，張惠言把詞的正格規定為一種透過比興手法表達“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並講究文辭之“深美閎約”的體式。這種帶有經學氣息的詞學理論，看起來似乎可以糾正浙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