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病瘠，見人搖首。身賤自遭奴隸薄，心閒好與溪山友。怪秋墳、鬼聽忽揶揄，顏之厚。
項詞大多重藻麗，這一首則以質樸的文辭，寫出遭受凌辱的痛苦，有真切的人生感受。
清中期的詞和詩的進展有顯著差距，比較清初陳維崧、朱彝尊、納蘭性德三家鼎立的局面，也顯得寂寥。但應該說厲鶚的詞還是很有特色的，張惠言的詞在語言形式方面也有其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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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清中期的駢文與散文
清中期的文，情況較為繁複。既有駢體與散體的對立，散體之中，也有正統的“古文”與這以外的散體文的區別，而正統的“古文”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和詩歌一樣，清中期包括駢文在內的廣義的散文，在脫離為封建政教服務而恢復自由抒情和個性表現的功能上，有較顯著的發展。
一、駢文的興盛
自唐宋古文運動以後，駢文失去了原有的地位，但作為官方文書的應用文體，仍為一般讀書人所熟悉。而唐宋古文的傳統因受理學牽制，在元明顯得無法順應時代的變化，駢文又有了重興的機會。晚明時期，一方面是小品文在近俗的方向上打破了唐宋古文的傳統，另一方面，復社諸子提倡駢文，則是在古雅的方向上起到同樣的作用。入清以後，文化風氣總體上的趨雅，使駢文更容易得到肯定。清初的駢文名家陳維崧、毛奇齡諸人，實際是把晚明風氣帶入清代的作家，稍後則有章藻功。至雍正、乾隆之際，胡天遊成為承上啟下的人物，時人稱其“駢體文直掩徐、庚”（齊召南《石笥山房集序》）。至乾隆、嘉慶之際，駢文大盛。這一過程，大致如《清史稿·胡天遊傳》所說：
儷體文自三唐而下，日趨頹靡。清初陳維崧、毛奇齡稍振起之，至天遊奧衍入古，遂臻極盛。而邵齊燾、孔廣森、洪亮吉輩繼起，才力所至，皆足名家。
乾、嘉駢文之盛，又帶有與桐城派古文相抗衡的意味。方苞“義法”中程朱理學的核心，實較唐宋古文的“道統”更為迂腐固執，其文章不近人情之處，也遠甚於唐宋古文家。在社會已經歷深刻變化的情況下，它遭到反對是必然的。乾隆時代及稍後的著名學者文士，如錢大昕、袁枚、章學誠、阮元，均在各自不同的立足點上攻擊桐城派。重漢學而輕宋學的學者，多譏方氏空疏浮薄而徒為大言，如錢大昕乃說：“蓋方所謂古文義法者，特世俗選本之古文，未嘗博觀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義於何有？”（《與友人書》）思想較激進的袁枚則肆意嘲笑古文家之自稱“明道”，說這不過是“文人學士必有所挾持以佔地步”（《答友人論文第二書》），即拉大旗作虎皮伎倆。阮元又據六朝文筆說立論，贊同蕭統以“沉思翰藻”之作為文，而經、史、子著作均非文的觀點，視駢文為文章的正統（見《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在這樣的風氣中，駢文作者林立，選集並出。如吳鼒編有《國朝八家四六文鈔》，收錄袁枚、邵齊燾、劉星煒、吳錫麒、孫星衍、洪亮吉、曾燠、孔廣森八人之作，號稱“駢文八大家”（吳鼒本人也是駢文作家）；曾燠編有《國朝駢體正宗》，收錄毛奇齡以下數十人之作；李兆洛又編有大規模的《駢體文鈔》，收錄秦至隋的文章七百餘篇，而實際包括許多散體文，其用意是“欲合駢散為一，病當世治古文者知宗唐宋不知宗兩漢”（《清史稿》本傳），並與姚鼐所編的《古文辭類纂》爭一短長。而創作成就最為突出的，應數汪中。
汪中（1744—1794）字容甫，江蘇江都（今揚州）人。三十四歲為貢生，後絕意仕進，鑽研經史，以博學稱。有《述學》等。汪中的生平，與他的朋友黃景仁有些相似，“少苦孤露，長苦奔走，晚苦疾疚”，而“未嘗有生人之樂”（汪喜孫《汪容甫先生年譜》），卻稟性孤直，恃才傲物，被目為狂人，“眾畏其口，誓欲殺之”（盧文弨《公祭汪容甫文》）。他不喜宋儒之學，對封建禮教和傳統思想每加駁斥，文章也自具思想光彩。如《列子·說符篇》記“狐父之盜”路遇“爰旌目”將餓死於道，遂以食物救活了他，而爰旌目醒後義不食盜者之食，終於餓死。汪中取前半部分作《狐父之盜頌》，熱烈讚美狐父之盜救人的美德。作者認為，盜者之食是冒犯死刑而得，而施之不望有報，純為“悲心內激”，所以是格外可貴的，嘆為“吁嗟子盜，孰如其仁！”江藩稱汪中著此文“以寫懷自傷”（《漢學師承記》），未必全面。它不僅有意與“義不食盜者之食”的正統道德觀相背，把苦難者求生的權力放在傳統道義觀之上，而且強調人與人休慼相關的感情才具真正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