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都表現了作者對人性和倫理問題的深刻思考。
另有《廣陵對》、《哀鹽船文》、《自序》，均為人所稱道，而《經舊苑吊馬守真文序》，更是文采優美，感情動人：
歲在單閼，客居江寧城南。出入經回光寺，其左有廢圃焉。寒流清泚，秋菘滿田，室廬皆盡，惟古柏半生，風煙掩抑，怪石數峰，支離草際，明南苑妓馬守真故居也。秦淮水逝，跡往名留，其色藝風情，故老遺聞，多能道者。餘嘗覽其畫跡，叢蘭修竹，文弱不勝，秀氣靈襟，紛披楮墨之外，未嘗不愛賞其才，悵吾生之不及見也。
夫託身樂籍，少長風塵，人生實難，豈可責之以死！
婉孌倚門之笑，綢繆鼓瑟之娛，諒非得已。在昔婕妤悼傷，文姬悲憤，矧茲薄命，抑又下焉。嗟夫，天生此才，在於女子，百年千里，猶不可期，奈何鍾美如斯，而摧辱之至於斯極哉！
餘單家孤子，寸田尺宅，無以治生，老弱之命，懸於十指。一從操翰，數更府主，俯仰異趣，哀樂由人，如黃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靜言身世，與斯人何異？只以榮期二樂，幸而為男，差無床簀之辱耳。江上之歌，憐以同病；秋風鳴鳥，聞者生哀。事有傷心，不嫌非偶。
貧賤者難以維持人格的尊嚴，徒有才情靈性，不免為世所摧辱，故“人生實難”——這種切身感受，是作者將被視作卑賤的妓女馬守真引為同調、傷悼她同時也是傷悼自己的基礎。
這裡有著深刻的理解和人道精神，與白居易“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慨是有時代差異的。文章駢散兼行，安雅而委曲，確是難得的美文。
但駢體文固有的缺陷，使它不可能取代散體文的優勢地位。寫作上的困難，使它無法為大量學養有限的文人所掌握；
而在運用範圍上，它也有侷限。即以汪中作品而論，他的名篇《哀鹽船文》描寫儀徵江面鹽船連片失火、死傷無數的情狀，著名學者杭世駿在為此文所作的序文中贊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但以這種修辭性極強的文體描述極悲慘之事，實在不很相宜。又清中期駢文家多是名學者，學問氣過重，又從另一面妨害了駢體文的成就。
二、桐城派古文的流變
桐城派古文雖受到多方面的攻擊，但並未失去其存在的基礎，同時，它也順應時勢作出了一定的反應。對桐城派理論作出新的總結和發揮，使之影響更為擴大的，是姚鼐。姚鼐（1731—1815）字姬傳，世人以其書室名稱惜抱先生。乾隆二十八年（1763）進士，官至刑部郎中，任四庫館修纂。後辭官，歷主江寧、揚州等地書院凡四十年。著有《惜抱軒詩文集》，又編有《古文辭類纂》，流佈極廣。
姚氏古文理論，並沒有提供多少新的東西，他的長處是善於在前人的基礎上作總結性、具體化的工作。
第一，他提出學問之事有義理、考證、文章三方面，“必兼收之，乃足為善”（《復秦小峴書》）。在古文理論中加入考證，這是對當時氣勢正盛的漢學的讓步。姚氏本人也做考證研究，有《郡縣考》等，但根底不深。他所說的“考證”涵義較廣，主要是指做文章所需要的一種學養和辨明事實的功夫，而不專指作為學術研究的考證。
第二，他提出“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前四者是“文之精”，後四者是“文之粗”，抽象的前四者要透過具體的後四者來體現和把握，並要在領悟前四者之後，擺脫後四者的束縛，而進入“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古文辭類纂序目》）的境界。這基本上是歸有光、方苞、劉大櫆的舊東西，姚鼐把它們進一步系統化和細密化了。
第三，姚鼐上承《典論·論文》、《文心雕龍·體性》、《詩品》、《滄浪詩話》等對於藝術風格問題的探求，以簡馭繁，將多種文風歸結為“陽剛”和“陰柔”兩端，在《復魯絜非書》中，他以一系列的譬喻來描繪二者的不同。較之西洋美學概念，大致“陽剛”近於“崇高”，“陰柔”則近於“優美”。同時，他還指出陽剛、陰柔因不同程度的配合會產生各種變化，雖各有偏勝但不可極其一端，不能是絕對的陽剛或絕對的陰柔。這方面的論述涉及具有普遍意義的藝術美學問題，歸納簡明而切實，對於後來的文學藝術風格的分析有很大影響。
姚鼐本人的文章，說理、議論偏多且大都迂腐，但寫人物和景物，也間有生動之筆。如《袁隨園君墓誌銘》，文字端謹，既寫出袁枚性格的某些特點，又寓褒貶之意，《方染露傳》近似於此。他的遊記頗重文采，不像方苞為了追求莊肅雅潔而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