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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謙益編有廣羅明代詩歌的《列朝詩集》，並在其中《小傳》部分透過對各家的衰貶、評論闡發自己的詩歌主張。他借公安派的言論嚴厲指斥前後七子，再對公安派提出糾正，實際對這兩家均不贊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說公安派是要在七子派的立場上向前推進，消除“復古”文學觀所造成的文學與個性抒發上的疏隔的話，錢氏的立場實是向後退，消除“復古”文學觀所造成的文學與經史之“學問”的疏隔。當然，他對某些一般問題的看法也不錯，如認為唐、宋、元詩均有可取，不應偏狹地宗法一家一派等。但關鍵是“學問”所在，“性情”自然收斂。清代詩歌宗宋的一派，即以錢氏為起點，明清詩的變化，亦以錢氏為一大轉折。
錢謙益本人的詩，主要是把唐詩的華美的修辭、嚴整的格律與宋詩的重理智相結合。他的生活觀念和情感都很複雜，但作為一個身份地位很高計程車林領袖，在向世人表述自己的時候，對於呈現於詩中的自我形象，他是經過理智的思考來找到恰當姿態的。以《十一月初六日召對文華殿，旋奉嚴旨革職待罪，感恩述事凡二十首》之十為例：
破帽青衫又一回，當筵歌舞任他猜。平生自分為人役，流俗相尊作黨魁。明日孔融應便去，當年王式悔輕來。宵來吉夢還知否？萬樹西山早放梅。
崇禎初魏忠賢一黨失勢，錢謙益被召入京，滿懷入閣主政的希望，卻被政敵抓住某些舊把柄而遭貶斥。詩中自詡、怨恨和故為曠放之態，透過一系列典雅的語言得到有節制有分寸的表現。
在一些感慨興亡的詩作中，他的感情要表達得真切些。如《丙申春就醫秦淮，寓丁家水閣浹兩月，臨行作絕句三十首》之四：
苑外楊花待暮潮，隔溪桃葉限紅橋。夕陽凝望春如水，丁字簾前是六朝。
秦淮風物依舊，而前朝風流散去如夢，寫來思深筆婉。末句曾被略加改造後用於《桃花扇》，可見此詩曾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
錢謙益的詩語言技巧頗高，善於使事用典，也富於藻麗，這些對於重視雅緻趣味的清代許多詩人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吳偉業（1609—1672）字駿公，號梅村，太倉（今屬江蘇）人。明崇禎四年（1631）進士，為翰林院編修，官至左庶子。明亡後曾與侯方域相約終隱（見《懷古兼吊侯朝宗》自注），但迫於清廷的壓力，還是應召北上，當了國子監祭酒，一年多後即辭職南歸。有《梅村家藏稿》。
和錢謙益不一樣的是，吳偉業並沒有很強烈的用世之心，入清以後也不再參與政治性的活動。但為了保全家族的考慮，他不得不出仕清朝；仕清以後，則感受到傳統“名節”觀念的沉重負擔，自悔愧負平生之志，心情又十分痛苦。如《自嘆》雲：“誤盡平生是一官，棄家容易變名難。松筠敢厭風霜苦，魚鳥猶思天地寬。”又《過淮陰有感》雲：“浮生所欠止一死，塵世無由識九還。我本淮王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
臨終時所作《賀新郎·病中有感》詞更說：“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完缺？”在這些詩詞中，與其說是為自己作辯解，毋寧說更多地表現了個人在歷史的變遷中難以自主的悲哀。而他的眾多牽涉明清易代之際人事的作品，也主要是在這一點加以抒發，顯得感人。吳氏臨終時，要求在墓碑上只題“詩人吳梅村之墓”（見顧師軾所作吳氏《年譜》引），這也許是他企圖擺脫社會所加的政治身份的最後掙扎吧。
吳偉業對詩歌的看法與錢謙益不同，許多議論針鋒相對。
如《與宋尚木論詩書》舉李、王與鍾、譚二說，言：“此二說者，今之大人先生有盡舉而廢之者矣，其廢之者是也，其所以救之者則又非也。”此處“大人先生”即指錢謙益。又《太倉十子詩序》反對錢氏對王世貞前期詩的批評，否認所謂王世貞“晚年定論”之說，雲：“其盛年用意之作，瑰詞雄響，既芟抹之殆盡，而晚歲隤然自放之言，顧表而出之，以為有合於道，詘申顛倒，取快異聞，斯可以謂之篤論乎？”其核心問題，在對七子詩派的評價。
在介紹晚明詩文時，我們提及，明末時七子詩派的文學主張有復興之勢。以陳子龍為代表的“雲間派”、以吳偉業為代表的“太倉派”，是其兩大支柱。但這不是簡單的重複，而實際是七子派理論主張與公安派理論主張的結合。這一趨向早在袁中道時即已顯露，他認為，對於七子，當“學其氣格高華，而力塞後來浮泛之病”；對於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