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當“學其發抒性靈，而力塞後來俚易之習”（《阮集之詩序》）。這種折中調和之論，既是公安派詩難以在破壞傳統的方向上更向前發展的結果，也是對公安派詩藝術缺陷的糾正。而陳子龍號稱追蹤七子，也是既反對七子的“摹擬之功多，而天然之資少”，又反對公安派的“師心詭貌，惟求自別於前人”（《彷彿樓詩稿序》），他的態度和袁中道是一致的。前面引吳偉業對錢謙益的反駁，表明了相似的態度。而在創作的實績上，吳偉業取得了更為特出的藝術成就。
吳偉業早期的詩善於用清麗之筆抒寫青年男女的纏綿之情，如《子夜詞三首》：
人採蓮子青，妾採梧子黃。置身宛轉中，纖小歡所嘗。
憶歡教儂書，少小推無力。別郎欲郎憐，修箋自雕飾。
夜涼入空房，侍婢待除裝。枕前鉤不下，知未解衣裳。
詩中女子對情人的懷念與期盼，被描繪得細緻而生動，雖然著筆無多，人物的性格和神情卻呼之欲出。
在明末清初的社會大動盪中，吳偉業寫了許多以重大歷史事件為背景的詩篇，而尤以七言歌行體的長篇最能代表他的藝術風格與成就，如《圓圓曲》、《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鴛湖曲》、《琵琶行》、《臨淮老妓行》、《永和宮詞》、《楚兩生行》、《松山哀》等。作為一個詩人，他所關心的不僅是史實，而且更多的是具體個人在歷史中的命運。如著名的《圓圓曲》以充滿同情的筆調描述了名妓陳圓圓曲折坎坷的經歷：她先是被皇戚田畹買來送給崇禎皇帝解悶，因皇帝沒有興趣，仍歸田家；後被吳三桂看中，田畹又把她送給吳為妾；
李自成軍隊攻佔北京後，大將劉宗敏將她佔為己有；吳三桂因此怒不可遏，引清兵夾擊李自成，重新把她奪回，而明朝、清人和李自成三方的對峙形勢因此而發生根本的變化。陳圓圓似乎成為歷史轉折的關鍵，然而她實際卻是被不幸的命運所播弄，完全無法自主。而可悲的是，她的這種遭遇，依然被舊日的同伴所羨慕：
傳來訊息滿江鄉，烏桕紅經十度霜；教曲妓師憐尚在，浣紗女伴憶同行。舊巢共是銜泥燕，飛上枝頭變鳳凰；長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
《圓圓曲》主要是作為一首愛情詩來寫的，詩中對於吳三桂措辭隱約閃爍，似乎帶有婉曲的嘲諷，卻又帶有頗多的同情。“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這些詩句寫出了吳三桂的悲劇性處境：他不能忍受所愛之人被人強佔的恥辱，作出與李自成為敵的決定，而由此付出的代價，是包括父親在內的全家的毀滅。在這首詩中，作者並沒有也不可能對吳三桂作全面的評價，但他確實指出，人處在歷史造成的困境中時，無法作出兩全的選擇，他不能不承擔悲劇的命運。這裡麵包含了詩人自身的人生體驗。也正因此，這首《圓圓曲》寫得煙水迷離，百感交加，極富於藝術魅力。
吳偉業長篇歌行的寫作手法自具特色。《四庫全書提要》評價說：“格律本乎四傑，而情韻為深；敘述類乎香山，而風華為勝。”這一概括相當準確。從詩歌的性質來說，吳偉業的這類作品本近於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等敘事詩，但他卻不像白居易那樣，按照事件的自然過程來敘述，而是借用了初唐四傑的抒情性歌行的結構方法，在詩人的聯想中騰挪跳躍。如《圓圓曲》就是以陳圓圓與吳三桂的關係為中心，穿插了陳圓圓的一生主要經歷，以及作者對主人公命運的感慨嘆息，顯得搖曳多姿。七言歌行體在唐代以後，吳偉業堪稱是傑出的大家。
在清初詩壇上，被王士禛稱為“南施北宋”（見《池北偶談》）的施閏章和宋琬，也是有影響的詩人。
施閏章（1618—1683）字尚白，號愚山，宣城（今屬安徽）人，順治進士，官至侍讀。有《學餘堂文集、詩集》。施氏詩較為平實，趙翼譏刺他“以儒雅自命，稍嫌腐氣”（《甌北詩話》），但有些作品，在反映下層社會的苦難生活方面，是較有特色的，如《上留田行》：
裡中有啼兒，聲聲呼阿母。母死血濡農，猶銜懷中乳。
一個短小的鏡頭，集中表現了戰亂給人民造成的災難，語言簡樸而有震撼力。另外，像《浮萍兔絲篇》、《牧童謠》、《牽船伕行》等，也是這一型別的作品。
宋琬（1614—1674）字玉叔，號荔裳，山東萊陽人，順治進士，曾任浙江按察使。因被族人誣告謀逆，下獄。晚年又任四川按察使。有《安雅堂全集》。他因個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