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於世事人心常懷驚悸之感，詩亦多抒寫愁苦之情，從側面反映了在清初的高壓政治下一部分文人的心態。如《初秋即事》：
病骨秋來強自支，愁中喜讀晚唐詩。孤燈寂寂階蟲寢，秋風秋雨總不知。
宋琬和施閏章均是明末清初人，但他們在明朝沒有做過官，所以雖然仕於清，從傳統道德觀看來，所謂“變節”所造成的心理矛盾也就不像錢謙益、吳偉業那樣嚴重。不過，明清易代的鉅變在他們心中還是留下了陰影。如宋琬《趙絃齋中宴集限郎字》，寫“南國山川悲庾信，大江煙雨憶周郎”，“莫向尊前增感慨，漢京聞已諱長楊”，便隱約透露出故國之思。
清初詩壇上，還有一批堅持反清立場、始終不與清王朝合作的遺民詩人，他們從另一種視角記載了時代的變化，表現了對人生價值的探求。其中以顧炎武、屈大均最有代表性。
顧炎武（1613—1682）原名絳，入清後更名炎武，字寧人，人稱亭林先生，江蘇崑山人。他年少時與同鄉歸莊參加“復社”，清兵南下，曾在崑山、嘉定一帶抗清，以後也為此奔走多年，並始終不仕於清朝。有《亭林詩文集》，另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等論著。
顧炎武一生主要成就在學術方面，他的輿地學、音韻學研究都有很重要的創穫；他的重考據的研究方法，也開了清代的樸學風氣。但如果把他作為“思想家”來看，他並沒有提供歷史上具有新價值的東西（參見本編《概說》）。在文學方面，由於顧氏本不屑為文人，也少有性情發露的創作。他的詩共存四百餘首，大部分是五言詩。內容多記述明清之際的史實，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在藝術表現方面，喜用典故、語言簡樸古雅，呈現出學者的本色。總體來說，顧炎武的詩文學成就不高，但有些作品表達了在艱難時世中堅持其人生取向的情懷，也自有感人之處，如下面這首《祖豫州聞雞》：
萬國秋聲靜，三河夜色寒。星臨沙樹白，月下戍樓殘。擊柝行初轉，提戈夢未安。沉幾通物表，高響入雲端。豈足佔時運，要須振羽翰。風塵懷撫劍，天地一徵鞍。失旦何年補，先鳴意獨難。函關猶未出，千里路漫漫。
此詩詠祖逖聞雞起舞故事，實為自喻。辭意稍為艱深，節奏較平緩，這是顧氏詩的一般特點。但肅殺的秋夜景色，徵人撫劍整裝的形象，還是能夠透露出詩人內心沉鬱的情感。
屈大均（1630—1696）字翁止，一字介子，廣東番禺（今廣州）人。曾參加抗清武裝，失敗後削髮為僧，不久還俗，北上游歷，與顧炎武等人交往。與陳恭尹、梁佩蘭並稱“嶺南三家”，而以屈最為傑出。有《翁山詩外、文外》、《道援堂集》等。
屈大均與顧炎武兩人，雖同以“遺民”自居，氣質卻不一樣。顧炎武大有糾正一代士風和文風的宏願，其詩亦古雅持重，屈大均則以英雄之士自許，其詩肆揚奔放，富於才情。
無論在詩歌還是人格上，屈大均對李白都極為推崇，其《採石題太白祠》詩揚李抑杜：“千載人稱詩聖好，風流長在少陵前。”他的詩也常有逼近李白風範之作，如《魯連臺》：
一笑無秦帝，飄然向海東。誰能排大難，不屑計奇功？古戍三秋雁，高臺萬木風。從來天下士，只在布衣中。
首聯的灑脫飄逸，尾聯的明快豪爽，真是“神似太白，不獨形似”（譚獻《復堂日記》）。
除上述二人，在清初被稱為“遺民詩人”的，尚有閻爾梅、錢澄之、杜濬、陳恭尹、吳嘉紀、歸莊等，另外，王夫之、黃宗羲的詩，也常常反映了民族情緒，不一一論說。
二、康熙、雍正年間的詩人
從康熙初期到中期，雖然抗清武裝鬥爭尚未停歇，但大勢已定，清王朝籠絡漢族文人的政策也逐漸產生了效果。儘管堅持反清立場的“遺民”們仍不能甘心於這種歷史的鉅變，但社會的心理已經發生了變化。適應這種變化而成為新一代詩壇領袖人物的是王士禛。
王士禛（1634—1711）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今桓臺）人。明亡時，他年僅十歲，沒有太多的歷史宿帳和感情包袱，而作為一個讀書人，他又必須把個人的前途和新王朝聯絡在一起，這是瞭解他的詩歌創作的前提。
順治十五年（1658），王士禛中進士，後升遷至刑部尚書的高位。有《帶經堂集》。後人所輯《帶經堂詩話》，反映了他的論詩主張。
王士禛的個性其實是非常敏感的，試看他的《慈仁寺秋夜懷舊》：
旅病蕭條繡佛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