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統“古文”的系統中，沿桐城派之流而別開蹊徑的，有所謂“陽湖派”，因其開創者張惠言、惲敬及大部分後繼者均是陽湖（今常州）一帶人士而得名。張的情況已見於前。惲敬（1757—1817）字子居，乾隆舉人，官吳城同知，有《大雲山房文稿》。惲、張二人曾從劉大櫆的門人錢伯坰受古文法，本應該算是桐城派的後裔，但他們原先都從事考證之學並長於駢文，不願完全拘束於桐城派的範圍，故稍稍示異：一是取法較廣，在桐城派所定的“文統”之外，還兼取子史百家；
二是反對在字句上過於斟酌取刪，筆勢較為放縱；三是把駢文的筆勢引入古文，使古文也有駢文的博雅工麗。但他們的思想都很陳腐，這一點變化未必能帶來多大的收穫。這一派的活動也僅限於陽湖一隅，故影響微弱而短暫。
三、正統“古文”以外的散文
清中期與桐城派異趣的散文家，有袁枚、鄭燮等。鄭燮的家書寫得很隨意，講些日常瑣碎之事，多用口語，令人喜愛。如《範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有云：“天寒冰凍時，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醬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溫貧之具。”如此語氣，直非文人之筆。而袁枚的散文尤有特出成就。
袁枚對於古文其實是很自負的。但他厭惡一般古文家動輒以“明道”欺人，贊同南宋學者鄭樵“千古文章，傳真不傳偽”的言論（見《答蕺園論詩書》），又愛好駢文，自然不能與一般的古文家特別是桐城派相提並論了。他的文章，以思想開明、感情真摯為基本特色。如早年所作《郭巨論》，對非人道的“孝道”痛加鞭撻，很有一種少年意氣；《所好軒記》言讀書之樂，不故為高論，也不諱言自己“好味，好色，好葺屋，好遊，好友，好花竹泉石”等等平凡的情慾，與張岱自述同趣。《祭妹文》在往日瑣事的回憶中寄託悽惻之情，尤為真切動人。相比於桐城派同類文章必先稱述人物德行，而所謂“德行”又大抵是壓抑人性的正統道德，可以看出完全不同的取向。值得注意的是，袁枚此文與韓愈《祭十二郎文》相當近似，而姚鼐編《古文辭類纂》不取《祭十二郎文》，這也反映出他們對“古文”的理解是不同的。正統“古文”的路徑越走越窄，也由此可見。
以技巧性而言，《隨園記》在袁枚散文中頗為出色。文筆自然流轉，不見用力，而文氣完足，又讓人覺得結構頗嚴謹，表現了相當的修養和才氣。下面是文中述隨園命名之由的一節：
康熙時，織造隋公當山之北巔，構堂皇，繚垣牖，樹之萩千章，桂千畦，都人遊者，翕然盛一時，號曰“隋園”，因其姓也。後三十年，餘宰江寧，園傾且頹弛，其室為酒肆，輿臺讙呶，禽鳥厭之不肯嫗伏，百卉蕪謝，春風不能花。餘惻然而悲，問其值，曰三百金，購以月俸。
茨牆剪闔，易簷改塗。隨其高，為置江樓；隨其下，為置溪亭；隨其夾澗，為之橋；隨其湍流，為之舟；隨其地之隆中而欹側也，為綴峰岫；隨其蓊鬱而曠也，為設宦�。或扶而起之，或擠而止之，皆隨其豐殺繁瘠，就勢取景，而莫之夭閼者。故仍名曰“隨園”，同其音，易其義。
這裡不僅寫出修葺的過程，而且寓涵了順適自然的審美觀和希望滿足自我天性的人生態度。
清中期散文中，《浮生六記》很值得注意。作者沈復（1763—？）字三白，江蘇蘇州人，作幕經商為生，不以文名。
其《浮生六記》是自傳性的作品，原有六卷，今存前四卷（晚出號稱足本中的後兩卷，已證實為後人雜湊他書而成的偽作），記述家居及遊歷生活，前三卷《閨房記樂》、《閒情記趣》、《坎坷記愁》多述他與妻子陳芸之間的感情和日常瑣事，以及因失歡於父母，夫婦被迫離家出走，以致陳芸鬱郁而死的痛苦經歷。文字細膩，不作妝點，“無酸語、贅語、道學語”（俞平伯《重刊浮生六記序》）而自然明瑩純淨，感情尤其真實動人，為中國文學中具有新鮮意味的創作。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雲：“吾國文學，自來以禮法顧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間關係，而於正式男女關係如夫婦者，尤少涉及。
蓋閨房燕暱之情意，家庭米鹽之瑣屑，大抵不列載於篇章，惟以籠統之詞，概括言之而已。此後來沈三白《浮生六記》之《閨房記樂》，所以為例外創作。“沈氏雖非文壇人物，但此書的寫成，卻也反映了乾、嘉之際的文學突破禮法顧忌、深入表現人性人情之真和更貼近日常生活的趨勢。下錄一節，是記兩人訂婚以後、成婚之前的一樁瑣事：
是夜送親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飢索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