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婢嫗以棗脯進，餘嫌其甜。芸暗牽餘袖，隨至其室，見藏有暖粥並小菜焉。餘欣然舉箸，忽聞芸堂兄玉衡呼曰：“淑妹速來！”芸急閉門，曰：“已疲乏，將臥矣。”玉衡擠身而入，見餘將吃粥，乃笑睨芸曰：“頃我索粥，汝曰盡矣，乃藏此專待汝婿耶？”芸大窘避去，上下譁笑之。餘亦負氣，挈老僕先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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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龔自珍
嘉慶、道光之際，封建政治的腐敗使社會矛盾不斷積累，新舊思想的衝突也愈益激烈。天才的龔自珍在這一時期的文壇上，以傲岸的姿態發出極具穿透力與震撼力的聲音，把清中期的文學推上更具有自覺的抗爭性的高度。卒於1841年的龔自珍，其作品與鴉片戰爭引起的劇烈變化關係不大，原是自然的事情。而他在鴉片戰爭前夕對社會弊端的揭露和對社會危機的思考，也主要集中於封建專制所造成計程車林中普遍性的精神萎弱與人格墮落，並以個性解放、人格完善為社會發展的前提。這是整個清中期文學合乎邏輯的發展，也是元明以來幾經波折的進步思潮的合乎邏輯的發展，這是首先應該注意到的。
龔自珍（1792—1841）一名鞏祚，字璱人，號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九年（1829）進士，官禮部主事。
四十八歲辭官南歸，兩年後暴卒于丹陽雲陽書院。他少時從外祖父、著名學者段玉裁受文字學，二十八時轉歲從劉逢祿受經今文派的春秋公羊學，並往往用之來“譏切時政，詆排專制”（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他學識宏富，通經史、諸子、文字音韻及金石學，精研西北歷史地理，晚年愛好天台宗佛學，並以詩、詞、文著名，既是敏銳而深刻的思想家，又是富於激情和想象力的文學家。著有《定�文集》等，今人輯有《龔自珍全集》。
龔自珍位列下僚，而關心天下大事，是清代第一個站在獨立的學者立場上以個人的思考為依據縱橫議論時政的人物，這是他受後人尊重的重要原因。這類文字中，一部分是關於實際政務的建議。如《西域置行省議》主張移民屯墾新疆，以發展西部經濟、鞏固邊防；《罷東南番舶議》已佚，但可以肯定同禁絕鴉片貿易有關，以文章的題目結合他寫給林則徐的《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來看，龔自珍對發展正常的中外貿易的意義認識不足，但他清楚地看到了鴉片入侵對於中國的巨大危險。這些都反映了他的政治遠見。但更重要的，是那些表現他對社會問題的深入思考、揭露封建政治根本性弊端的作品，如《乙丙之際著議》、《壬癸之際胎觀》、《古史鉤沉論》、《明良論》、《尊隱》、《論私》等。
在哲學上，龔自珍把自我的主體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所謂“天地，人所造，眾人自造，非聖人所造”，“眾人之宰，非道非極，自名曰我”（《壬癸之際胎觀第一》），是把“我”視為宇宙中唯一的、根本性的和化生一切的意志力量，它等於宗教中的“上帝”。這種唯心主義思想，為維護具體個人的自我價值提供了哲學根據。在《論私》中，龔氏強調“私”乃是人們考慮一切問題的基點，在公認的美德中，愛國並非愛他人之國，忠君也不是忠他人之君，乃至人們孝其父母，愛其子女，貞於其夫，無不是有“私”的表現，完全離於“私”的行為根本是不存在的。這種議論不僅僅是對私利的肯定，而且接觸到道德作為利益的保障而存在的實質，具有相當深刻的意義。
而社會衰弱不振的根本原因，在龔自珍看來，是個人的尊嚴和創造才能受到壓抑，尤其是作為社會中堅計程車大夫普遍人格低落。一方面，士大夫屈服於專制政權，唯知阿諛取媚，“自其敷奏之日，始進之年，而恥已存者寡矣！”那些政要之官，“知車馬服飾、言詞捷給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明良論二》）。官場中“累日以為勞，計歲以為階”，一片死氣沉沉（《明良論三》）。另一方面，當“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戮之。戮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聲音笑貌亦戮之”（《乙丙之際著議第九》）。
社會以其物質與思想的統治力量使有才者歸於平庸或沉默，以至“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則非但鮮君子也，抑小人甚鮮”（同上）。而社會使個人失去發展的可能，其自身也同樣失去發展的可能，遂成為“三等之世”中最下等的“衰世”，“亂亦竟不遠矣”（同上）。在《尊隱》一文中，作者更直接指出，由於作為統治力量中心的“京師”不能受容人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