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0部分(3 / 4)

小說:中國文學史 作者:世紀史詩

智慧精英,才士淪落在野,將“有大音聲起,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這意味著社會將發生巨大的變動。

從封建體制在根本上失去自我更新的生機而不僅是從一些具體現象來看待清王朝的衰微,這是龔自珍不同凡響之處。

他不僅預言了這個王朝的敗落,實際也預言了整個封建體制不可挽救的敗落。

龔自珍的思想與乾嘉學術有內在的聯絡,乾嘉經史考據之學,固然有逃避現實矛盾的弊病,卻包含著“實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和從中國數千年曆史來看待現實的寬廣眼界,這就是龔氏所謂“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乙丙之際著議第九》)。他的很多議論,更是直接運用了經今文學闡發“微言大義”的立論方法。但這一點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是社會發展的結果。龔自珍絕少援引明人學說,但他的許多核心論點,卻恰與李贄相近。

譬如對自我的重視、對私利的肯定、對“童心”的讚美,以及以“才”之盛衰為“世”之盛衰的標誌等等。這正表明在突破封建專制、推動社會進步的過程中,這些要求是必不可少的。

龔自珍吸引後人的地方,不僅在他的思想的深刻,而且也在於他的人格的魅力。他是一個高傲的人,在當時那種衰腐而壓抑的社會氣氛中,特別表現出一股勃發的英銳之氣。他鄙視庸庸碌碌的卑惡世俗,《識某大令集尾》痛詆身為“陽湖派”領袖、頗有文名的惲敬學浮行偽,唯以巧言欺世,顯示出對這一類正統派人物的極度憎厭。他激烈地追求個性解放,堅定地維護自己獨立的人格,就像《定�八箴·削成箴》所宣稱的,“天地之間,几案之側,方何必皆中圭,圓何必皆中璧,斜何必皆中弦,直何必皆中墨”,他只是他自己,不必合於任何既定的準則!這種傲岸的精神和“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雜詩》)的激越追求,是支撐他的詩文創作的內在骨架,也是使後來的改革志士感到震撼的重要因素。

龔自珍的政論及學術論文,議論縱橫無羈,也常帶有感情色彩。另一部分記人物、述行旅的作品及各種抒發人生感想的雜文,文學性更強。他描寫人物,喜歡凸現其兀傲不群的個性,從中也寫出自己的性情與好惡。如《吳之癯》、《記王隱君》、《杭大宗逸事狀》、《王仲瞿墓表銘》等,均有這種特色。《吳之癯》所寫人物有作者自身的影子。這位“癯”於世多憂,好言人過,指京師郎曹為“柔而愎”,尚不如古人的“剛愎”;責“王公大人之清正而儉者”為“神不旺,不如昔之言行多瑕疵者”,鋒芒銳利,反映了龔自珍對他所處“衰世”的特異眼光。紀行文中,《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從揚州表面的“承平”氣象中,感受到一種“蕭疏澹盪、泠然瑟然”的衰暮氣氛,寄慨良深。《病梅館記》借物抒志,更為人們所熟悉:

江寧之龍蟠,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溪,皆產梅。或曰:“梅以曲為美,直則無姿;以欹為美,正則無景;梅以疏為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鋤正,以夭梅,病梅為業以求錢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為也。

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

予購三百盆,皆病者,無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盆,悉埋於地,解其棕縛。以五年為期,必復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畫士,甘受詬厲,闢病梅之館以貯之。

嗚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閒田,以廣貯江寧、杭州、蘇州之病梅,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也哉!

數百字的短文,熔敘述、議論、抒情於一體,借梅喻人,揭露病態的社會使人材不能得到自然健康的生長,表達了掙脫枷鎖、追求自由發展的願望和救世之心,意味深長。

龔自珍的散文恰與桐城派形成對立,不僅思想旨趣大異,文章風格也完全不同。龔氏文無定式,不屑斤斤於結構與辭藻,其風格或切直或詭奇,均是隨筆直書,任意驅使語言,顯示出大家才有的自信和力量。有時文句詰屈而不通暢,文意奧澀而難解,但必有警悚人心的特殊內涵和非常情致的文筆,非徒為怪異者可比。

龔自珍是一個思想家,又有詩人的氣質,猶如《己亥雜詩》所寫:“少年哀樂過於人,歌泣無端字字真。既壯周旋雜痴黠,童心來複夢中身。”作為一個時代的先覺

本站所有小說均來源於會員自主上傳,如侵犯你的權益請聯絡我們,我們會盡快刪除。
上一頁 報錯 目錄 下一頁
本站所有小說為轉載作品,所有章節均由網友上傳,轉載至本站只是為了宣傳本書讓更多讀者欣賞。
Copyright © 2025 https://www.hxsk.tw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