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時的沉重心情，凡此，均寫得生動逼真，使人如見其形。再次，此詩善寫人物的心理，如寫焦仲卿聞變趕來與劉蘭芝相會，聽說劉蘭芝已答應再嫁，便說：“賀卿得高遷！”這句話表面上表現了焦仲卿對劉蘭芝的譏諷，但實際上卻正反映了焦仲卿對劉蘭芝的愛戀。又如焦仲卿與劉蘭芝相會回家後對母親說的“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也借天氣的突然變化來隱喻自己的絕望心境。凡此，均可見此詩對於人物心理的刻劃是非常真實生動的。此詩總的風格是寫實的，但是其中的鋪排描寫及結尾處理卻頗富浪漫色彩，如其結尾雲：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彷徨。
以枝葉的相交與鴛鴦的和鳴，象徵男女主人公的愛情綿綿不絕，其構想極為優美迷人。這種餘音嫋嫋的浪漫結局，對於後來的類似故事有很大影響，如韓憑夫婦故事及梁、祝故事等的浪漫結尾，都深受此詩影響。此外，此詩語言生動活潑，剪裁繁簡得當，結構完整緊湊，都達到了漢樂府民歌的最高水平。
第四章 西漢後期至東漢前期的詩賦與散文
我們這裡說的西漢後期，指漢元帝初元元年（前４８）至王莽地皇四年（２３）；東漢前期，指漢光武帝建武元年（２至漢章帝章和二年（８８）。這一百三十多年期間，經歷了西漢崩潰和東漢再建的歷史變更，但在文學上，仍可視為一個完整的階段，即漢代文學（尤其是文人創作）的低谷階段。這個低谷的形成，是由於武帝時期所確立的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已經延續了很久，儒家統治思想完全控制了文人階層。這些文人無不自幼習經，藉以獲得社會名位。對於他們來說，儒教的倫理綱常成為天地間的最高原則，歌功頌德成為自己的應盡義務，引經據典成為文章寫作的首要規矩。在他們身上，既看不到西漢初期文人的那種豪邁氣概和濃厚飽滿的政治熱情，也看不到西漢中期文人那種氣吞山河的雄偉氣魄和對專制統治的痛苦敏感。同時，文人的身份，也基本上是官僚兼學者的型別，他們的作品風格，以循規蹈矩加上淵博儒雅最為突出。
當然，所謂低谷，並不是說文學毫無成就，也不是毫無發展，只是成就較小而發展較緩。在這個漫長的階段中，還是產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作品，值得重視的文學現象。尤其重要的是：到了東漢前期，在沉悶而荒謬的今文經學統治中，還出現了站在古文經學立場反抗正統，具有異端性和批判性的著作。王充的《論衡》，就是其突出的代表。就像在武帝時期正處於高峰狀態的文學，因統治思想的確立，已經出現將要走向低谷的苗頭，在低谷中，因理性精神的復甦，也預示了文學復甦的徵兆。
第一節 五、七言詩的進展
討論這個問題，首先應該指出：既然西漢前期的樂府民歌中，已經有了《江南》那樣完整的五言詩，那麼在本時期的樂府民歌中，應該有更多和更成熟的五言詩。只是由於民歌很難判定具體年代，又考慮到敘述的方便，我們把關於樂府民歌的問題放在上一章討論，而在本節中，只將它作為一個必要的背景提出。
其實，上述看法也可以透過年代明確的民謠來證明。《漢書·五行志》載成帝時童謠是這樣的：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
這首民謠雖然語言較為樸素，但已經是隔句用韻，無雜言句的標準的五言詩形式。另外，同為《漢書》所載的成帝時民謠《尹賞歌》，也是這樣的情況。民謠總是使用流行的形式創作的，由此我們完全有理由判斷：到了西漢後期，五言詩形式在民間已經普遍流行。
與此相應的，在社會上層，也出現了完整的五言詩的寫作。成帝宮中妃嬪班婕妤有一首《怨歌行》（載於《文選》），寫得相當出色：
新裂齊絝素，皎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漢書·外戚傳》說班婕妤為趙飛燕所譖，遂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詩蓋為此而作。詩中以團扇自比，想象優美貼切，對後來的“宮怨”詩影響很大。此詩是樂府歌辭，屬楚調曲。成帝時樂府非常興盛，班婕妤（班固的祖姑）又是一位才女，她仿照樂府民歌的風格寫出這首詩，是合情合理的。有人疑此詩為偽託，並沒有可靠證據。
班固（３２—９２）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人，活動於東漢明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