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帝時期。作有五言《詠史》詩：
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遞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
此詩歌詠西漢文帝時少女緹縈上書救父的故事。語言比較質樸，但敘述還是很簡潔的。詩中引進了冷靜的理智成分，表現出文人詩的一種特點，在這方面對後來詩歌的發展也有一定影響。由於班婕妤的身份比較特別，《怨歌行》又是模擬樂府民歌之作，所以可以認為，班固的《詠史》詩是現存的第一首文人五言詩。它標誌著五言詩體正式登上了文人的詩壇，開始全面取代楚歌的地位，在文學史上有重要的意義。另外，後代很盛行的“詠史”題材，也以此為起點。
西漢後期的七言詩沒有留下完整的作品。但是，《文選》注引劉向的《七言》詩，尚有六句，據所寫內容和用韻情況大體可以推斷：這六句當出於一首，詩型當是完整的七言，不帶雜言和楚歌句式，基本上是每句用韻。其內容亦有新穎之處。如“朅來歸耕永自疏”、“結構野草起屋廬”、“宴處從容觀詩書”、“山鳥群鳴我心懷”，寫隱居的日常生活和閒逸心情，這是以前和同時代的詩歌中所沒有的，而在魏晉以後的詩歌中成為重要題材，也值得注意。東漢前期，據《後漢書》載，杜篤有《七言》，東平王劉蒼有《七言別字詩集》，作品無存。另外，《古文苑》所載班固的《竹扇賦》，由二句一轉韻的十二句七言句構成，實際上也可以視為一首完整的準七言詩。綜合以上情況，大致可以這樣說：在西漢後期和東漢前期，七言詩雖仍不興盛，但一直有若干作者在寫作，其形式也正在消除楚辭、楚歌的痕跡，向整齊的七言詩型發展。
附帶地說一下楚歌的情況。在本時期中，楚歌的創作已顯然式微。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漢後期，有息夫躬的《絕命辭》。息夫躬於哀帝時入仕，“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漢書》本傳），因作此詩，後果然死於獄中。詩中抒發了在黑暗的政治中所感受到的極大痛苦和絕望的心情。“玄雲泱鬱將安歸兮，鷹隼橫厲鸞徘徊兮”，此類悲憤激切的詩句，在當時可算是特異的存在。東漢前期梁鴻的《五噫歌》，則是一首大膽批判現實的優秀作品。梁鴻（約２５—約１０４）字伯鸞，扶風平陵（今陝西咸陽）人，東漢初的隱士。他在一次經過京師時作了這首詩：
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
詩歌透過宮室崔嵬的帝京與劬勞未央的人民的鮮明對比，直接對帝王提出指斥。詩中很特別地連用五個感嘆詞“噫”句，表現了強烈的憤慨。在文人一片歌功頌德聲中，寫這樣的詩也是需要勇氣的。
第二節 辭賦的新特點和新題材
辭賦一直是漢代文人創作的主流，在西漢後期和東漢前期，依然保持了前一階段以來旺盛的勢頭，產生了大量作品。雖然總的成就不如前一階段，但各方面的情況都有所變化，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的特點和新的題材。
西漢後期最著名的賦家是揚雄。揚雄（前５３—１８）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屬四川）人，是繼司馬相如和王褒之後蜀地出身的又一位傑出文人。他的賦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有十二篇，今存《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長楊賦》、《反離騷》、《解嘲》、《解難》七篇，及《蜀都賦》、《太玄賦》、《逐貧賦》等幾篇殘文。他對同鄉前輩司馬相如宏博絕麗的賦非常傾慕，所作以模擬為主。《甘泉》、《河東》、《長楊》、《羽獵》四賦，是他的代表作，是模擬《子虛》、《上林》的。但雖是模擬，仍顯示了相當高的才華。他的賦不但有司馬相如式的宏偉氣魄，而且更注意錘鍊語言。如“碎轒轀、破穹廬、腦沙漠、髓餘吾”（《長楊賦》），這種短促強勁的句子顯得很特別，同時又雜以氣勢道勁的長句，總體上顯示出瑰麗奇譎的風格。故向來以“揚、馬”並稱。賦的形式也有些變化。《甘泉賦》和《河東賦》都以簡潔的敘述開頭，不用主客對話的陳套。
揚雄晚年改變了對賦的看法，認為賦“勸百諷一”、“勸而不止”，本質上不符合儒家教義。因此轉向學術性的著述，仿《周易》作《太玄》，仿《論語》作《法言》。這一轉變，反映了當時社會中儒家思想統治的深化。
西漢後期還出現了一位女性辭賦家，就是班婕妤。《漢書·王褒傳》載：“太子（即漢元帝）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