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引馬克思把“對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剋制”作為對人性的剝奪的論述中，可知他是把要求滿足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作為人類本性的。在《１８４４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作為舉例，他對這些需要作了若干說明，包括吃、喝、愛、學習（買書）、運動（擊劍）、文娛活動、藝術創造、思考、研究理論等等。在《神聖家族》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還指出：“……關於享樂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義學說，同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有著必然的聯絡。”並認為“應當……使每個人都有必要的社會活動場所來顯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神聖家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６６頁、１６７頁）。
那麼，享樂和顯露生命力應該也是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的組成部分。在該書中，馬、恩還說：“１８世紀的唯物主義同１９世紀的英國和法國的共產主義的聯絡，則還需要詳盡地闡述。我們在這裡只引證愛爾維修、霍爾巴赫和邊沁的著作中的一些特別具有代表性的段落。”（同上，第１６９頁）而在這些段落中，包含了霍爾巴赫的如下觀點：“人若沒有情慾或願望就不成其為人”（同上，第１７０頁）。所以，馬克思所說的“對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也包括了情慾等等。同時，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人類本性的共產主義社會里，既然“任何人都沒有特定的活動範圍”，可以“隨我自己的心願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那麼，要求自由和反對束縛也應納入對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之內。
在談到人類本性時，馬克思特別注意到了人對自我的重視。在為了說明“１８世紀的唯物主義同１９世紀的英國和法國的共產主義的聯絡”而引證愛爾維修等人的論述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引用了愛爾維修的“人並不邪惡，但卻是服從於自己的利益的”；霍爾巴赫的“人在他所愛的物件中，只愛他自己；人對於和自己同類的其他存在物的依戀只是基於對自己的愛。”“人在他自己的一生中一刻也不能脫離開自己，因為他不能不顧自己。”“人為了自身的利益必須要愛別人，因為別人是他自身的幸福所必需的……”“人若是完全撇開自己，那末依戀別人的一切動力就都消滅了”；邊沁的“……社會利益只是一種抽象，它不過是個人利益的總和。……個人利益是唯一現實的利益。”（《神聖家族》，第１６９—１７０頁）馬克思之所以把“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視為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人類本性的社會形式，顯然與愛爾維修等人所說的這種人性的特點有關；因為正是在這樣的社會形式中，每個人的個人利益都得到了充分的滿足，從而也就稱得上“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人類本性”。馬、恩所說“１８世紀的唯物主義同１９世紀的英國和法國的共產主義的聯絡”，當也就在這些地方。
理解了這一點，也就可以懂得為什麼有一些看來似乎沒有多大社會意義的作品卻能在許多世代中引起廣大讀者的強烈共鳴，成為千古名篇。
例如李白的《將進酒》：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頭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傾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復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主人何為言少餞，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這首詩的內容可用以下三點來概括：一、對於以喝酒為中心的享樂生活的讚頌和追求；二、對個人才具的自信；三、對人生短促的悲哀。而第一點尤為突出。若從通常所謂的社會意義或教育意義來要求，這首詩並不可取。但如根據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人性——人類本性的內涵來看，那麼，詩人所謳歌的人生態度顯然是與違揹人性的“少吃、少喝……”的“自我剋制”相對立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的豪情，實可視為對自己強大的生命力的自許，而以“黃河”兩句來形容生命的流程，也間接顯示出生命的強大有力，雖然同時含有慨嘆其一去不復返之意；至於對人生短促——個人生命的易於消逝——的悲哀，如從“人對於和自己同類的其他存在物的依戀只是基於對自己的愛”的角度說，也正是難於避免的吧。所以，此詩之獲得千古讀者的共鳴，正是由於作者率真地、富於感染力地表現了他那從人性出發的強烈感情。
再看陸游的兩首詩和辛棄疾的一首詞：
迢迢天漢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