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舒是懲。”
而楚人自己，在不願承認周王室權威的時候，也往往自稱：“我蠻夷也。”（見《史記·楚世家》）
一般認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後，這樣說不完全對。楚文化的興起也許比中原文化遲，但到了春秋戰國時代，楚文化的落後，主要只是表現在國家制度不夠成熟，尤其是用於維護統治秩序、等級關係的政治與倫理思想遠不及北方文化完密。——所以楚人需要引進有關的學說和典籍。與此相應，原始宗教——巫教的盛行，也可以看作楚文化落後的表現。但在其他方面，楚文化不一定落後，甚至有許多地方遠遠超過中原文化。理解這一點，對於理解楚辭十分重要。
首先應該注意到，南方的經濟條件較北方具有一定的優越性。《漢書·地理志》說，楚地“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由於謀生較為容易，就可能有較多的人力脫離單純維持生存的活動，投入更高階更復雜的物質生產。所以至少在春秋以後，楚國的財力物力，已經明顯超過北方國家。《左傳》記重耳奔楚，對成王說：“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已可窺見一二。據歷史記載，楚是春秋戰國時擁有黃金很多的國家。從近年地下考古發掘來看，戰國時代楚國的青銅器，足以代表先秦青銅器冶鑄的最高水平。至於楚地漆器、絲織品之精美，那是北方根本無法比擬的。屈原《招魂》中描繪楚國宮廷內極其奢華的享樂景象，當然也須有雄厚的物質基礎。同樣因為在南方謀生比較容易，途徑也多，不需要組成強大的集體力量以克服自然，維護生存，所以楚國也沒有形成像北方國家那樣的嚴密的宗法政治制度。據《韓非子》說，楚國的貴族也一直擁有比較獨立的勢力。這對於楚國同北方國家的對抗也許是不利的。但另一方面，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個人受集體的壓抑較少，個體意識相應就比較強烈。一直到漢代，楚人性格的桀傲不馴，仍是舉世聞名。《史記》、《漢書》中，可以找到不少例子。
豐富的物質條件，較少壓抑而顯得活躍的生活情感，造成了楚國藝術的高度發展，這是楚文化明顯超過中原文化的一個方面。在中原文化中，藝術，包括音樂、舞蹈、歌曲，主要被理解為“禮”的組成部分，被當作調節群體生活、實現一定倫理目的的手段。因而，中庸平和被視為藝術的極致。而楚國的藝術，無論娛神娛人，仍然都是在注重審美愉悅的方向上發展，充分展示出人們情感的活躍性。楚地出土的各種器物和絲織品，不僅製作精細，而且往往繪有豔麗華美、奇幻飛動的圖案。《招魂》、《九歌》所描繪的音樂舞蹈，也顯示出熱烈動盪、詭譎奇麗的氣氛。舊楚地、今湖北隨縣出土的一套具備五個半八度的編鐘，被中外專門家譽為“世界奇蹟”，實際證明了楚國音樂及歌舞的發達。而北方的正統音樂，通常是限制在一個八度的音域範圍內的。
綜上所述，應該說：以春秋戰國時代而論，楚文化與中原文化，實是各有特點，各有所長。如果單就藝術領域而言，楚文化的成就為高。文學是廣義的藝術的一個方面。我們所要論述的楚辭，既是楚文化土壤上開出的奇葩，又代表了楚文化的輝煌成就。楚文化尤其楚國藝術的一般特點，如較強的個體意識，激烈動盪的情感，奇幻而華麗的表現形式等等，也都呈現於楚辭中。
“楚辭”之名，首見於《史記·張湯傳》。可見至遲在漢代前期已有這一名稱。其本義，當是泛指楚地的歌辭，以後才成為專稱，指以戰國時楚國屈原的創作為代表的新詩體。這種詩體具有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黃伯思所說，“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東觀餘論》）。西漢末，劉向輯錄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漢代人模仿這種詩體的作品，書名即題作《楚辭》。這是《詩經》以後，我國古代又一部具有深遠影響的詩歌總集。另外，由於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所以楚辭又被稱為“騷”或“騷體”。漢代人還普遍把楚辭稱為“賦”。《史記》中已說屈原“作《懷沙》之賦”《漢書·藝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賦”、“宋玉賦”等名目。
楚辭的形成，從直接的因素來說，首先同楚地的歌謠有密切關係。如前所述，楚是一個音樂舞蹈發達的地方。現在從《楚辭》等書還可以看到眾多楚地樂曲的名目，如《涉江》、《採菱》、《勞商》、《九辯》、《九歌》、《薤露》、《陽春》、《白雪》等。現存的歌辭，較早的有《孟子》中記錄的《孺子歌》，據說是孔子游楚時聽當地小孩所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