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還有劉向《說苑》所載《越人歌》，據說是楚人翻譯的越國舟子的唱辭：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這種歌謠到秦漢時還十分流行。如劉邦有《大風歌》，項羽有《垓下歌》。它的體式與中原歌謠不同，不是整齊的四言體，每句可長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語氣詞“兮”字。這些也成為楚辭的顯著特徵。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辭雖脫胎於楚地歌謠，卻已發生了重大變化。漢人稱楚辭為賦，取義是“不歌而誦謂之賦”①（《漢書·藝文志》）。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離騷》、《招魂》、《天問》，都是長篇鉅製；《九章》較之《詩經》而言，也長得多。它們顯然不適宜歌唱，不應當作歌曲來看待。同時，這種“不歌而誦”的“賦”，卻又不是像散文那樣的讀法，據古籍記載，需要用一種特別的聲調來誦讀。這大約類似於古希臘史詩的“吟唱”形式。歌謠總是篇幅短小而語言簡樸的，楚辭正是擺脫了歌謠的形式，才能使用繁麗的文辭，容納複雜的內涵，表現豐富的思想情感。順帶說，現代人為了區別楚辭與漢賦，不主張稱楚辭為“賦”，這不無道理，卻不能說漢人這樣稱呼有何過錯。因為本來是先有“屈賦”而後有“漢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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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漢人又有“賦者，古詩之流也”一說（見班固《兩都賦序》），當是為了攀附儒家經典，兼考慮到賦的鋪張特徵。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滲透了楚辭，使之具有濃厚的神話色彩。據史書記載，當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顯消退以後，在南楚，直至戰國，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覡，重淫祠”（《漢書·地理志》）。楚懷王曾“隆祭禮，事鬼神”，並且企圖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師（見《漢書·郊祀志》）。民間的巫風更為盛行。《漢書·地理志》及王逸《楚辭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的風俗。可見在屈原的時代，楚人還沉浸在一片充滿奇異想象和熾熱情感的神話世界中。生活於這一文化氛圍中的屈原，不僅創作出祭神的組詩——《九歌》，和根據民間招魂詞寫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時，也大量運用神話材料，馳騁想象，上天入地，飄遊六合九州，給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離騷》這篇代表作的構架，由“卜名”、“陳辭”、“先戒”、“神遊”，到“問卜”、“降神”，都借用了民間巫術的方式。
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對楚辭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如前所述，春秋以後，楚國貴族對《詩經》已經相當熟悉，這成為他們的文化素養的一部分。屈原《九章》中的《橘頌》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視為《詩經》體式對《楚辭》體式的滲透。在戰國時代，縱橫家奔走遊說，十分活躍。他們“欲以唇吻奏功，遂競為美辭，以動人主”，“餘波流衍，漸及文苑，繁辭華句，固已非《詩》之樸質之體式所能載矣。”——魯迅《漢文學史綱要》中的這一節論述，正確地指出了戰國縱橫家華麗鋪張的文辭對《楚辭》形成的影響。
當然，“不有屈原，豈見《離騷》”（《文心雕龍·辨騷》）。
楚辭是楚文化的產物，具體說來，又離不開偉大詩人屈原的創造。
第二節 屈原的生平與作品
屈原的生平資料，比較可信的僅有《史記》中一篇傳記。這篇傳記似乎存在錯亂，有些地方不易讀明白。現在加上屈原作品中的自敘，和研究者中較流行的看法，姑且對他的生平描繪大致輪廓。
屈原（約前３４０—約前２７７）名平，字原，是楚國的同姓貴族。祖先封於屈，遂以屈為氏。屈原年輕時受到楚懷王的高度信任，官為左徒，“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史記》本傳），是楚國內政外交的核心人物。據推算，他當時僅二十多歲，可謂少年得志。後有上官大夫在懷王面前進讒，說屈原把他為懷王制定的政令都說成是自己的功勞，於是懷王“怒而疏屈平”（同上）。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職後，轉任三閭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務，負責宗廟祭祀和貴族子弟的教育。
這以後，楚國的內政外交發生一系列問題。先是秦使張儀入楚，以財物賄賂佞臣靳尚和懷王寵妃鄭袖等人，用欺騙手法破壞了楚齊聯盟。懷王發現上當後，大舉發兵攻秦。可是，丹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