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誣衊詩人是淫邪小人。
那麼，掌握最高權力、因而能夠決定上述雙方的成敗並由此決定楚國命運的楚王，又如何呢？他卻是昏庸糊塗的。由於楚王是楚國的象徵，詩人對他抱有絕對的忠誠（“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他也一度信任和重用詩人，最終卻受了“黨人”的矇騙：“荃不察餘之中情兮，反信讒而斎怒。”進而背棄了與詩人的“成言”，“悔遁而有他”，由此導致了詩人的失敗和楚國的衰危。
這是屈原所描述的楚國政治關係模式。我們不知道當日的勢態是否就是如此簡單明白，但可以看出：這一模式能夠把君主的錯失與“黨人”的邪惡分開，從而既滿足忠君這一基本的道德原則，又能在此前提下高度肯定詩人自我的人格和理想。不管事實情況究竟怎樣，屈原可以作出的解釋只能是如此。順帶說一句，這一模式在後世仍然反覆地被人們使用著。
詩人受到沉重的打擊，甚至他親手培養的人材也紛紛轉向，“眾芳蕪穢”，他處在完全孤立的境地。但這卻進一步激起了詩人的高傲和自信。他反覆地用各種象徵手段表現自己高潔的品德：飲木蘭之露，餐秋菊之英；戴岌岌之高冠，佩陸離之長劍；又身披種種香花與香草。同時，詩人堅定地、再三地表示：他決不放棄自己的理想而妥協從俗，寧死也不肯絲毫改變自己的人格：“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餘心之可懲！”
雖然，詩人在理智上是堅定而明確的，但這並不說明他在感情上不存在迷惘和痛苦。《離騷》後半篇藉助神話材料，以幻想形式展示了他的內心深處的活動，和對未來前途的探索。一開始，詩人假設一位“女嬃”對他勸誠，認為他的“婞直”不合時宜。這也是詩人內心的一種想法。但緊接著，透過向傳說中的古帝重華（舜）陳辭、表述治國之道的情節，否定了女嬃的批評。這是第一層感情的波折。
而後詩人在想象中驅使眾神，上下求索。他來到天界，然而帝閽——天帝的守門人卻拒絕為他通報。這表明重新獲得楚王信任的道路已經被徹底阻塞。他又降臨地上“求女”，但那些神話和歷史傳說中的美女，或“無禮”而“驕傲”，或無媒以相通，這又表明無法找到能夠理解自己、幫助自己的知音。這是第二層感情的波折。
出路到底在哪裡呢？詩人轉而請巫者靈氛占卜、巫咸降神，給予指點。靈氛認為楚國已毫無希望，勸他離國出走；巫咸勸他留下，等待君臣遇合的機會。但後一種道路已經被證明是無望的，他只能採納靈氛的意見。於是，詩人駕飛龍，乘瑤車，揚雲霓，鳴玉鸞，自由翱遊在一片廣大而明麗的天空中。“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樂”，詩中出現了一片迄今未有的神志飛揚、歡愉無比的氣氛。這表明，詩人認識到離開楚國確實是一條擺脫困境和苦悶的道賂。這在當時，並不是不可理解的選擇。春秋以來，包括孔子、孟子在內的眾多賢才辯士從事政治活動的範圍都不限於鄉土之邦。但這對於屈原，最終仍無法接受。在幻想中，正當其“高馳邈邈”之時，“忽臨睨夫舊鄉。僕伕悲餘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他發現自己根本無法離開故土。於是，在這裡發生了第三層巨大的感情波折。
既不能改變自己，又不能改變楚國，而且不可能離開楚國，那麼，除了以身殉自己的理想，以死完成自己的人格，就別無選擇。全詩總結性的“亂辭”這樣寫道：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離騷》閃耀著理想主義的光輝異彩。詩人以熾烈的情感、堅定的意志，追求真理，追求完美的政治，追求崇高的人格，至死不渝，產生了巨大的藝術感染力。
對屈原所說的“美政”，如果冷靜地看，我們只能說這是超越現實的理想。詩人所服膺的“三王”之政，“堯舜”之治，實際是儒家虛構的產物；他一再提出的以民為本、修明法度、舉賢授能等政治主張，在春秋戰國時代作為一般原則雖然已經得到普遍贊同，但在實際統治中，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實行。而屈原卻始終要求以他理想中的“美政”改造楚國，並以此照出楚國政治的黑暗，批判楚國君臣的昏庸和貪鄙。當認識到“美政”不可能實現時，他寧可懷抱這理想而死，我們決沒有理由指責屈原“偏激”，指責他的理想“不切實際”。
因為理想本身是照耀人類前進的光芒；為理想而奮鬥是人類不可缺少的、得以擺脫平庸苟生的偉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