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屈原在政治上受儒家學說影響較多，那麼他的強烈的自我意識，在孤立的處境中堅持真理、勇於鬥爭的精神，卻與提倡“中庸”的儒家文化截然不同。我們知道，屈原雖然由於政治的原因而被放逐，但直接的理由卻是骯髒的“讒言”。這意味著他所屬的社會群體對他的人格作出否定。然而詩人堅信自己掌握著真理，擁有美好的品格。一部《離騷》中，透過大量的關於美人、香草等富於象徵意義的辭藻鋪陳，透過上天下地驅使神靈的輝煌奇幻的場面，透過反覆表述自己的心跡，重建了崇高的詩人自我形象。另一方面，當詩人意識到他和自己所屬的群體——楚國貴族集團——完全處於對立狀態時，不僅沒有恐懼感，反而產生了一種自豪感。“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他在孤立中看到自己的高大，而對孤立他的社會投以蔑視。這同我們在《詩經》中所看到的情況恰恰相反。漢代的班固站在正統的儒家立場上，指責屈原“露才揚己”（《離騷序》），實際是看到了《離騷》的一種特點。不過他是採取完全否定的態度而已。
《九章》由九篇作品組成：《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
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傳》中述及《哀郢》、《懷沙》時，並未提到“九章”一名，所以宋人朱熹認為這是後人將屈原九篇作品輯錄為一卷而加上的總名，現代研究者也大多信從此說。其中《思美人》以下四篇，研究者或以為出於偽託，但無法確定。
《九章》的內容都與屈原的身世有關，這與《離騷》相似。但每一篇的篇幅較《離騷》短得多；所涉及的事實是生活中具體的片斷，不像《離騷》是綜合性的自敘；使用的手法以紀實為主，較少採用幻想的表現。
在《九章》中，《橘頒》的內容和風格都比較特殊。作品用擬人化的手法，細緻描繪橘樹的燦爛奪目的外表，和“深固難徙”的品質，以表現自我優異的才華、高尚的品格，和眷戀故土、熱愛祖國的情懷。在描寫過程中，詩人既不黏滯於作為象徵物的橘樹本身，又沒有脫離其基本特徵，從而為後世詠物詩的創作開闢了一條寬廣的道路。
其他篇章，多為屈原在放逐期間所作。《涉江》是屈原在江南長期竄逐中所寫的一首紀行詩。詩中敘寫作者南渡長江，又溯沅水西上，獨處深山的情景。其中一段風光描寫最為人稱道：
入漵浦餘邅回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
詩人抓住帶有特徵性的景物，寥寥數語，高度概括地寫出深山密林嶔崟幽邃的景象。這一景象，又恰到好處地襯托了詩人寂寞而悲愴的心情。楚辭中這類風光描寫，成了後世山水詩的濫觴，屈原也被推為我國山水文學的鼻祖。
《哀郢》作於頃襄王二十一年（前２７８）秦將白起攻陷楚都郡以後。屈原在流亡隊伍中，親眼目睹了祖國和人民遭受的苦難，思前瞻後，百感交集，以極沉痛的心情寫下這首詩，哀嘆郢都的失陷。
詩歌從質問蒼天開篇，突兀而起，一下子將讀者引入國都殘破、人民罹難的悲慘情景中。而後以郢都為起點，由近到遠，寫出流亡過程中一步一回首，一步一揮淚的沉痛情感：“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詩人越行越遠，郢都高大的喬木和矗立的城門都已在視線中逐漸消失了，悲傷的淚水不覺像雪珠一樣紛紛灑落。最後，“亂辭”寫道：
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以動人心絃的懷念之情，返回故鄉、重振家邦的願望收尾，既照應了題目與開篇的內容，又給人無窮回味，全詩達到完美和諧的境界。
《懷沙》一般認為是屈原臨死前的絕筆。在作出最終的選擇以後，詩人一方面再次申述自己志不可改，一方面以更為憤慨的語言指斥楚國政治的昏亂，表現出對俗世庸眾的極度蔑視。“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他甚至把眾人對他的壓迫，比作群犬亂吠。詩最後說道：“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類”有今所謂“榜樣”的意思。詩人希望世人能夠從自己的自殺中，看到為人的準則。
《九章》的大部分都反映了屈原流放生活的經歷，是研究屈原生平活動的重要材料。這些詩篇善於把紀實、寫景與抒情相結合，以華美而富於表現力的語言，寫出複雜的、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