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問題在當時是已經有了現存答案的，但詩人並不以此為滿足，而提出嚴厲的追問，試圖找到新的答案。像堯舜，不僅在當時已被儒家奉為偶像，而且在《離騷》、《九章》中也反覆當作理想政治的化身來歌頌，在《天問》中，他們的舉措，仍然不能逃脫深刻的懷疑。這就意味著，無論怎樣的聖君賢臣，都不能成為不容懷疑的絕對權威。
我們必須注意：任何社會，不論處在如何幼稚的認識水平上（其實，從人類社會無限發展的立場來看，任何時代的有限認識都不可避免地包含幼稚成分），都需要而且必然地對自然、社會、歷史提出某種系統化的解釋。打破這種解釋，對現存答案提出大膽懷疑的精神，是人類的認識不斷進展的基本前提，也是最為深刻有力的理性精神。而我們看到的是：戰國時期雖然開展了百家爭鳴，但沒有哪一家曾對自然和社會現象表現出這麼廣泛而深刻的懷疑。這就意味著《天問》作者具有超越當時一般思想家的強大的獨立人格力量，因而他敢於鄙視社會的壓力，超越已被社會所肯定的思想習慣和思維模式。這種懷疑精神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少有的。
由於《天問》是一部思想性特別強的作品，形象的描寫較少，在文學意義上，其價值就遜於屈原的其他作品了。
第五節 屈原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從屈原在當時社會中的身份來說，他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詩人”；但以他的巨大的創作成就來說，他又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的詩人。《詩經》中也有許多優美動人的作品，但它基本上是群眾性集體性的創作，個性的表現甚少。而屈原的創作，卻是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以他全部生命的熱情打上了鮮明的個性烙印。這標誌了中國古典文學創作的一個新時代。
屈原是一位具有崇高人格的詩人。他關心國家和人民，直到今天仍作為堅定的愛國者受到高度評價。雖然他的愛國和忠君聯絡在一起，在這一點上，他並不能背離所處時代和社會的基本道德原則，但同時也要看到，屈原又具有較為強烈的自我意識。他並不把自己看作君主的奴僕，而是以君主從而也是國家的引路人自居。他對自己的政治理想與人生理想有堅定的信念，為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惜與自身所屬社會集團的大多數人對抗，寧死不渝。這就在忠君愛國的公認道德前提下，儲存了獨立思考、忠於自身認識的權利。作為理想的殉難者，後人曾從他身上受到巨大感召；他立身處世的方式，也被後世正直的文人引為仿效的榜樣。
屈原的作品，以縱恣的文筆，表達了強烈而激盪的情感。漢儒曾說，《離騷》與《詩經》中《小雅》同為“忽而不傷”之作，明代詩人袁宏道於《敘小修詩》中駁斥道：《離騷》“忿懟之極”，對“黨人”和楚王都“明示唾罵”，“安在所謂怨而不傷者乎？”並指出：“勁質而多懟，峭急而多露”，正是“楚風”的特點。他的意見顯然是正確的。不僅如此，屈原讚美自我的人格，是率性任情，真實袒露；詠唱神靈的戀愛，是熱情洋溢、淋漓盡致；頌揚烈士的犧牲，是激昂慷慨、悲涼豪壯……。總之，較之《詩經》總體上比較剋制、顯得溫和蘊藉的情感表達，屈原的創作在相當程度上顯示了情感的解放，從而造成了全新的、富於生氣和強大感染力的詩歌風格。由於這種情感表達的需要，屈原不能滿足於平實的寫作手法，而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話材料，用奇麗的幻想，使詩歌的境界大為擴充套件，顯示恢宏瑰麗的特徵。這為中國古典詩歌的創作，開闢出一條新的道路。後代個性和情感強烈的詩人如李白、李賀等，都從中受到極大的啟發。
屈原是一位愛美的詩人。他對各種藝術的美，都不以狹隘的功利觀加以否定。《九歌》、《招魂》中，處處渲染音樂歌舞的熱烈場面和引發的感動。“羌聲色之娛人，觀者憺兮忘歸”，在屈原筆下，是美好的景象。同樣，他的詩篇，也喜歡大量鋪陳華美的、色澤豔麗的辭藻。他還發展了《詩經》的比興手法，賦予草木、魚蟲、鳥獸、雲霓等種種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託自身的思想感情，又增加了詩歌的美質。大體上可以說，中國古代文學中講究文采，注意華美的流派，最終都可以溯源於屈原。
在詩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詩經》那種以整齊的四言句為主、簡短樸素的體制，創造出句式可長可短、篇幅宏大、內涵豐富複雜的“騷體詩”，這也具有極重要的意義。
總之，由屈原開創的楚辭，同《詩經》共同構成中國詩歌乃至整個中國文學的兩大源頭，對後世文學形成無窮的影響。而由於時代的發展，以及南北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