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別，楚辭較之《詩經》，已有顯著的進步。因之，它對後來文學的影響，更在《詩經》之上。
第六節 宋玉等其他楚辭作家
一般說來，一個偉大的文學家極少是單獨出現在世間的。同樣，我們也不應把創造楚辭的功績，完全歸於屈原一人。不僅楚國民間文學的基礎非常重要，而且，部分歸於屈原名下的詩篇究竟是否屈原所作，畢竟還是有爭論的。只不過對屈原同時代人的情況，已經無從探知。屈原以後的楚辭作家，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列傳》的結尾處提到：“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而終莫敢直諫。”①這一段話很簡略，我們只能據此知道宋玉等三人時代在屈原之後，都曾擔任某種官職（否則無所謂“諫”），都在文學方面學習屈原，但都不具有屈原那種大膽批評政治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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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好辭而以賦見稱”一句中，“辭”指廣義的有文采的文章，“賦”是漢人對楚辭的通用名稱。不少人據此句提出：司馬遷已有區分楚辭與“賦”的意思，是錯解的。《史記·屈原列傳》在這以後明明說：屈原“作《懷沙》之賦”。且假令此處有區別之意，司馬遷又何以知道“以賦見稱”的宋玉等人所愛好的卻不是“賦”而是“辭”？邏輯上無法說通。
三人中，唐勒無作品存世①；關於景差，王逸《楚辭章句》在《大招》一篇下先標為屈原作，又說“或言景差”。作者既無法肯定，《大招》又非出色之作，可存而不論。提及他們，只是說明除屈原外，楚國確有一群楚辭作家。但可以具體評述的，只是宋玉一人。
宋玉的生平情況，其他晚出的書籍也有記載，但未必可靠。他的作品，《漢書·藝文志》著錄為十六篇，《隋書·經籍志》著錄有《宋玉集》三卷，均無篇名。王逸《楚辭章句》中有《九辯》、《招魂》兩篇；《文選》有《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對楚王問》共五篇②。以上，《招魂》已基本斷定為屈原作品；《文選》中五篇，都是文學史上的名作，但究竟是否宋玉所作，尚有爭議，而且持否定意見者居多，所以我們也存而不論。因此可以具體評述的，又只有《九辯》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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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勒”為篇題的殘簡，有些研究者認為是唐勒賦，但根據不足。
②另外，《古文苑》中六篇，明代《廣文選》中三篇，顯系偽託，故不一一提及。
《九辯》之名，來源甚古。《離騷》、《天問》、《山海經》中，都將它與《九歌》相提並論，說是夏啟時的樂曲，實際應該是楚地的古歌吧。宋玉之作，當是沿用舊題；從篇幅之長和語言的散文化來看，當也是“不歌而誦”的了。
《九辯》的主旨，王逸說是宋玉為悲悼其師屈原而作。謂屈原是宋玉之師，並無根據，其說與作品的實際情況也不相符。就作品本身來看，《九辯》是借悲秋抒發“貧士失職而志不平”的感慨，塑造出一個坎坷不遇、憔悴自憐的才士形象。篇中也有對楚國腐朽政治情狀的揭露批判，如“謂騏驥兮安歸？謂鳳凰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但並沒有屈原那樣深廣的憂憤和追求理想的巨大熱情；篇中也有個人失意的不滿，但並沒有屈原那樣高傲的自信和不屈的對抗精神，反而以清高為掩飾，屈服於社會勢力的壓迫：“處濁世而顯榮兮，非餘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處窮而守高。”當然，我們可以推想，宋玉恐怕不像屈原那樣具有與王室同宗的貴族血統，在顯赫的政治地位上經歷人生劇變，他很可能像習鑿齒《襄陽耆舊錄》所說的那樣，只是楚國的一名“小臣”，因此心態便與屈原不同。不管怎麼說，《九辯》的哀愁，主要是一種狹小的、壓抑的哀愁，基調是“惆悵兮而私自憐”。他的文才，他的懷才不遇的遭遇和牢騷，乃至他的見秋景而生哀的抒情模式，都吸引了後世在專制勢力壓迫下無力反抗而標榜清高、自惜自憐的文人，寫出許多傷春悲秋的文賦詩詞。
宋玉的創作明顯受屈原的影響。《九辯》中直接襲用或間接採用《離騷》、《哀郢》等作品中成句的地方，共有十餘處；
複述屈原論調，模仿屈原語氣的地方更多。但絕不是說，《九辯》只是一篇模仿之作，它有自身顯著的特色。論感覺的細緻、語言的精巧，還在屈原作品之上。開頭一段，尤為突出：
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