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史詩性的敘事詩，如《出車》記周宣王時南仲的征伐玁狁，《常武》寫周宣王親征徐夷，《采芑》、《六月》記周宣王時同蠻荊和玁狁的戰爭等等。如果把這些詩篇有次序地排列起來，那末，西周以前及西周時期的歷史就可以理出一條線索來了。這些史詩作為敘事之作，其長處在於簡明而有條理。但由於其寫作目的主要在於記述史實（包括被當作史實的傳說）和頌揚祖先，故於故事情節、人物形象不甚重視。而且在《詩經》裡面，敘事詩並不多，主要就是以上這些。可見從《詩經》起，就顯示出中國詩歌不太重視敘事詩的傾向。
西周後期至平王東遷之際，由於戎族的侵擾，諸侯的兼併，統治秩序的破壞，形成社會的劇烈動盪。《大雅》、《小雅》中產生於這一時期的詩，有很多批評政治的作品，均出於士大夫之手。這大概就是古籍中所說的“公卿至於列士獻詩”（《國語·周語》）。
在這一類詩中，有些作者對統治階層內部秩序的混亂和不公正現象提出了指責。如《瞻卬》中說：“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悅之。”《北山》中說：“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於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犧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從這裡我們看到當時社會關係正在發生激烈變化，有人升浮，有人沉降；有人為“王事”辛苦勞碌而無所得，有人無所事事卻安享尊榮。而詩人則是站在舊有的“公正”立場上，希望糾正這一種不可避免的混亂。
更多的政治批評詩，表達了作者對艱危時事的極端憂慮，對他們自身所屬的統治集團，包括最高統治者強烈不滿。如《十月之交》，據《毛詩序》，是“大夫刺幽王”之作。詩人從天時不正這一當時人認為十分嚴重的災異出發，對統治者提出嚴重警告。其中寫道：
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峷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這是一幅大動盪、大禍難即將發生的景象。令詩人痛苦的是，當時的人竟然都不去阻止，依然醉生夢死地悠閒過活。但同時，作者並不敢自豪無畏地同他所屬的集團公然對抗，而是小心翼翼，對自己的處境充滿恐懼，生怕不能見容於眾人：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這並非單獨的例子。又如《正月》，作者同樣對朝政十分不滿。“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其意如鄭玄說：“今此之君臣，何一然為惡如是！”但同時他又極為害怕：“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又如《雨無正》，作者對“戎成不退，飢成不遂”，“周宗既滅，靡所止戾”的危急局面憂心如焚，對“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的態度十分怨憤，但同時又畏懼地說：“維曰於仕，孔棘且殆。雲不可使，得罪於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既怕得罪天子，又怕結怨於朋友，“仕”就是這樣危險和艱難！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詩人們儘量要避免同他們所屬的集團的直接衝突，或者說，他們總是感受到集團力量的威迫。看起來，詩人們強烈地表示對於國家命運和民眾生活的關心，而批評其他人缺乏這種關心，這是一種矛盾；但另一方面，這種關心，本質上也就是關心統治秩序的安定，是整個統治集團公認（不管能否做到）的正確立場、道德原則。他們所批評的，正是對這種立場和原則的背離。當他們發現（或認為）大多數人都已背離了這種立場和原則時，便既感到迷惘和悲憤，又感到恐懼，而決不敢張揚純屬個人的態度，使自己處於同集團對抗乃至決裂的地位。
以上所舉的例子以及大、小《雅》中其他同類詩歌，可以說開創了中國政治詩的傳統。詩中所表現的憂國憂民的情緒，以及總是首先要站立在“正確”的也就是社會公認的道德立場上才能進行批評而避免張揚個人的態度，對後代的政治詩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國風》中的民間歌謠（包括《小雅》中一部分類似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內容比純粹出於社會上層的《雅》、《頌》廣闊得多，生活氣息也更為濃厚。
十五《國風》，以《豳風》的年代最早。其中《七月》一篇，是極古老的農事詩，一般以為產生於西周初。與《周頌》中的農事詩不同，它以相當長的篇幅，敘述農夫一年四季的勞動生活，並記載了當時的農業知識和生產經驗，像是記農曆的歌謠。詩的作者，像是一個奴隸管理人，或者如一些學者所說，他是一個奴隸家庭的家長，率領一群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