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紂時的誓師之詞，《多士》是周公以王命訓告殷遺民之詞；
《無逸》是周公告誡成王不要貪圖享受之詞。這些作品敘事清晰，而且能表達出人物的情感口吻。寫於春秋前期的《秦誓》，是秦穆公伐晉失敗後的悔過自責之詞，表達了愧悔、沉痛的感情，文章這樣寫道：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雲來！
他引用古人的話指出，如果自以為是，必將做出許多邪僻的事，又十分痛心地說明責備別人容易，從諫如流則十分艱難，寫得相當傳神。比起《商書》和周初的文字，要流暢得多，標誌著散文在當時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尚書》是我國最古老的文章彙編。其中殷商和周初的部分，所用語言同秦漢時的古漢語已有很大不同，加以年代久遠，傳寫訛誤，十分艱澀難讀。韓愈謂之“周誥殷盤，佶屈聱牙”（《進學解》）。但拋開文字的障礙不談，在情感的表達上，其實是樸素而簡要的。由於發表那些言辭的人，地位都很高，言語之間，具有居高臨下的自信。對於後人來說，古奧是一種特殊的美感，質樸自信，又顯示出征服的力度。所以《尚書》的文章，受到很高的推崇。漢代《尚書大傳》引子夏語，謂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參辰之錯行”，也是有感於此吧。不過，這裡也有崇古的心理作怪。
“春秋”原是先秦時代各國史書的通稱，後來僅有魯國的《春秋》傳世，便成為專稱。這部原來由魯國史官所編《春秋》，相傳經過孔子整理、修訂，賦予特殊的意義，因而也成為儒家重要的經典。
《春秋》是我國編年體史書之祖，它以魯國十二公為序，起自魯隱公元年（前７２２），迄於魯哀公十四年（前４８記載了二百四十二年間的歷史。它是綱目式的記載，文句極簡短，幾乎沒有描寫的成分。但它的語言表達，具有謹嚴精煉的特點，反映了文字技巧的進步。
《春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寓褒貶於記事的“春秋筆法”。相傳孔子按照自己的觀點對一些歷史事件和人物作了評判，並選擇他認為恰當的字眼來暗寓褒貶之意，因此《春秋》被後人看作是一部具有“微言大義”的經典，是定名分、製法度的範本。並且，在史書和文學作品的寫作上，也對後人產生很大影響。史學家從中領悟到修史應該有嚴格而明確的傾向性，文學家往往體會了遣詞造句力求簡潔而義蘊深刻。當然，刻意求深，也難免造成文意晦澀的弊病。
第二節 《左傳》
《左傳》原名《左氏春秋》，後人將它配合《春秋》作為解經之書，稱《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它與《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但是，《公羊傳》和《穀梁傳》純用義理解釋《春秋》，而《左傳》實質上是一部獨立撰寫的史書。只是後人將它與《春秋》配合後，可能做過相應的處理。一些專門解釋《春秋》“書法”而與史實無關的文字，顯然是後加的。
《左傳》的作者，司馬遷和班固都說是左丘明，並說他是魯太史。有人認為這個左丘明就是《論語》中提到的與孔子同時的左丘明。但對此，唐代以後頗有人懷疑，現在一般人認為是戰國初年無名氏的作品。其記事年代大體與《春秋》相當，只是後面多十七年。與《春秋》的大綱形式不同，《左傳》相當系統而具體地記述了這一時期各國的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
作為一部歷史著作，《左傳》有鮮明的政治與道德傾向。其觀念較接近於儒家，強調等級秩序與宗法倫理，重視長幼尊卑之別，同時也表現出“民本”思想。書中雖仍有不少講天道鬼神的地方，但其重要性卻已在“民”之下。如桓公六年文引季梁語：“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莊公三十二年文引史嚚語：“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此類議論，都是作者所贊同的。諸子散文（尤其《孟子》）也有類似的議論，可以看出這是春秋戰國時代一種重要的思想進步。
但應該看到，所謂“民本”思想是有具體背景的。在春秋戰國大兼併的時代，“民”作為財賦和士兵的來源，其人口眾寡直接關係到國力的盛衰。而當時北方諸國，仍處於地廣人稀的狀態；國與國之間，也不存在封鎖的疆界，“民”可以自由遷徙。故爭取民眾，甚至比佔領土地更為首要。《孟子》記載，梁惠王對“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很感焦急，便是此意。說到底，這還是從統治者的利益來考慮的。作者所信奉的準則始終貫穿於對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的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