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可謂褒貶分明。書中不少地方揭示了統治階級中某些人物暴虐淫侈的行為，也表彰了許多忠於職守、正直和具有遠見的政治家。總體上說，作者要求擔負有領導國家責任的統治者，不可逞一己之私慾，而要從整個統治集團和他們所擁有的國家的長遠利益考慮問題，這些地方都反映出儒家的政治理想。
但是，試圖用簡截鮮明的道德觀念評價複雜的歷史，難免要遇到麻煩。最明顯的，對於各國間頻繁的戰爭，作者總是要首先辨明雙方在道義上的曲直是非，並將此同勝負結果直接聯絡起來，企圖說明正義之師必勝的道理。然而事實上，當時的戰爭多是因各國間爭奪土地與人口而發生的，如果一定要以簡單的儒家道德標準衡量，只能如孟子所說“春秋無義戰”；且一場具體戰爭的勝負，也很難歸結於道義上的原因。
因而作者勉強作出的評述，常顯得迂腐可笑。如晉楚城濮之戰，晉文公為誘敵深入，助長敵方的驕傲懈惰之氣，故意“退避三舍”，這本是一項巧計；書中卻指責楚軍統帥子玉步步進逼作為國君的晉文公，是“君退臣犯，曲在彼矣”，故不能不失敗。這不但毫無道理，亦不能適用於其他類似的情況。
《左傳》雖不是文學著作，但從廣義上看，仍應該說是中國第一部大規模的敘事性作品。比較以前任何一種著作，它的敘事能力表現出驚人的發展。許多頭緒紛雜、變化多端的歷史大事件，都能處理得有條不紊，繁而不亂。其中關於戰爭的描寫，尤其為後人稱道。寫得最為出色的，便是春秋時代著名的五大戰役。作者善於將每一戰役都放在大國爭霸的背景下展開，對於戰爭的遠因近因，各國關係的組合變化，戰前策劃，交鋒過程，戰爭影響，以簡練而不乏文采的文筆一一交代清楚。這種敘事能力，無論對後來的歷史著作還是文學著作，都是具有極重要意義的。
《左傳》所記外文辭令也很精彩。這一類文字照理應該有原始的官方記錄作為依據，但必然也經過作者的重新處理，才能顯得如此精煉、嚴密而有力。與《尚書》乃至《國語》所記言辭相比，差別是很明顯的。最突出的例子，要數“燭之武退秦師”一節。整篇說辭不到二百字，卻抓住秦國企圖向東發展而受到晉國阻遏的處境，剖析在秦、晉、鄭三國關係中，秦唯有保全鄭國作為在中原的基地，才能獲得最大利益，於是輕而易舉地瓦解了秦晉兩大國的聯盟，挽救了已經必亡無疑的鄭國，至今讀來，仍是無懈可擊。這是世界外交史上運用地緣政治學的一個很早的傑出範例。
從文學上看，《左傳》最值得注意的地方，還在於它記敘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時，不完全從史學價值考慮，而是常常注意到故事的生動有趣，常常以較為細緻生動的情節，表現人物的形象。這些都是顯著的文學因素。
一般說來，史籍記載中，愈是細緻生動的情節，其可信程度愈低。因為這一類細節，作為歷史材料的價值不大，在發生的當時或稍後，也不大可能被如實地記載下來。尤其所謂“床笫之私”、“密室之謀”，更不可能是實錄。由此我們可以推想：《左傳》作者所依據的材料，雖主要出於史官記錄，但也有不少原來就是社會上以各種方式流傳著的歷史故事，其中已經包含了若干虛擬的成分；在完成這部著作的過程中，作者又根據自己對歷史的懸想、揣摩，新增了不少內容。當然，這種虛擬和揣摩，不同於小說、戲劇的虛構，它是完全依附於歷史的，是為了更好地表現歷史，並表現作者的歷史觀念。但不能夠說，這裡就沒有追求一種“故事趣味”以滿足作者自身和讀者的搜奇心理的潛在意識。
舉例來說，在《秦晉郩之戰》中，作者選擇了蹇叔哭師、弦高犒師、文嬴釋囚、秦伯悔過幾個小故事，把這一歷史事件的曲折經過，有聲有色地呈現在讀者面前。《晉公子重耳之亡》所選擇的故事，尤其富於戲劇性：過衛乞食於野人，在齊貪戀安樂而被姜氏與隨從灌醉強行帶走，過曹時曹共公窺其裸浴，至楚與楚王論晉楚未來關係，在秦得罪懷嬴而自囚請罪……，把重耳十幾年流亡過程寫得跌宕起伏，饒有趣味。重耳之亡，大概原來就是很有名的故事，所以流傳過程中，留下不少有趣的內容，而作者的取捨，又偏向於這一方面。在這些故事情節中，我們大致可以看出重耳的性格，既有貪圖安樂、高傲任性的一面，也有胸懷遠大、善於自我剋制的一面。而且在流亡過程中，他作為政治家的氣質也逐漸成熟。有些細節，是寫得頗為傳神的，如：
秦伯納妾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