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藉文學才能而得官職，並以文學寫作為自己的主要事業。這一現象，是先秦時期所未曾有過的，而在此後的中國文學史上則成了常態。漢代這一種文人群的出現，有一個發展過程。西漢初，中央集權與分封制同時並存，戰國時代的風習還殘留在人們的意識中。那些諸侯王像戰國諸侯一樣，喜歡在自己的宮廷中收羅士人；那些士人也像戰國遊士一樣，投靠諸侯的宮廷，以自己的一技一能為之服務，作為謀生的手段。但時代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西漢初的諸侯王已不具有戰國諸侯的獨立地位，也不願或不敢以“富國強兵”為號召。因此，他們宮廷中士人的任務，也不能像戰國時代那樣，以外交、軍事等活動為君主謀取霸權。他們只能從縱橫之士向宮廷文人轉化，主要以文學活動為君王提供精神享受，同時在政治上提供一些建議、批評。枚乘、司馬相如，起初都曾在梁孝王宮中擔任過這種角色。武帝對辭賦文學特別喜好，即位後，便大力收羅這一類文人到中央宮廷來。枚乘死在受召入宮的途中，他的兒子枚皋代替了他。武帝讀了司馬相如的《子虛賦》，大為歎賞，以為是一位古人，恨不同時，一聽說他還在世，馬上把他徵召入宮。此外，如東方朔、嚴助等人，都是類似的情況。這一群文人，有的也有文學以外的才能，擔任過文學以外的職務，但他們之所以被賞識，得到任用，完全是因為文學的關係。這同戰國遊士，乃至西漢初諸侯王宮廷中士人的身份，已經有了根本改變。完全可以說，在武帝的宮廷中，形成了中國文學史上最早的真正意義上的“文人”群體。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大致到東漢以後，文人的活動不再侷限於宮廷；開始出現在社會中活動，以作品表述自身思想情感而不再只是取悅於君主的文人。
具體表現之四，是由於辭賦的興盛，作品的增多，漢代初步出現了區別文學與非文學的意識。在《史記》中可以看到，作者在論及儒學及一般學術時，多用“文學”一詞；在不指學術而帶有詞章意義時，多用“文辭”或“文章”。如《屈原傳》說宋玉等人“皆好辭而以賦見稱”，“辭”就是“文辭”的簡化用法。《漢書》中也說“文章則司馬遷、相如”，“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公孫弘傳》）。這種區分雖然不很清楚，但卻是很重要的。
以上四點證明：在漢代，以辭賦的創作為中心，文學的價值確實開始受到重視。但同時也需要指出：這種重視的程度依然是有限的，並且是受到其他價值觀的束縛的。至少在理論上，文學還沒有被承認具有完全獨立和高尚的價值。
漢代文學的主流是辭賦。漢代人對辭賦的價值發生許多爭論。我們看到：持對立意見的雙方，都是從儒學的觀念出發，肯定或否定辭賦具有政治與道德上的實用價值，而不是它本身所具有的審美價值。司馬遷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說：“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這裡司馬遷肯定司馬相如的賦，是認為它能“引之節儉”，而把華麗鋪陳的部分貶為“虛辭濫說”。漢宣帝也說：“‘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闢如女工有綺穀，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者以此虞說（娛悅）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漢書·王褒傳》）
漢宣帝較司馬遷更通達些，他把辭賦的“辯麗可喜”也肯定了，但卻認為這是辭賦價值“小”的方面，而“大”的方面，仍然是“與古詩同義”的“仁義風諭”，也就是道德作用。但事實上我們知道，司馬相如賦的所謂“引之節儉”部分，只是附加上去的一條細小的尾巴，以求在表面上歸順於儒學思想。它的主體部分，卻是所謂“辯麗可喜”的“虛辭濫說”。無論作者還是欣賞者，真正感興趣的也是這一主體部分。也就是說，贊成辭賦的人，他們的理論根據同內心愛好是矛盾的，他們贊成的立足點是虛假的。
這種矛盾和虛假，西漢末的揚雄早就看穿了。他早年寫過不少賦，晚年“改邪歸正”，指出司馬相如的賦是“勸百諷一”（《漢書·司馬相如傳》），“勸而不止”（《漢書·揚雄傳》），實際上起了鼓勵而非批評的作用。但他得出的結論，是對賦的否定，認為在孔子學說的殿堂內，不容辭賦立足。
無論肯定或否定辭賦，從儒家的教化實用價值至上的觀念來要求文學，當然會對文學創作的發展、豐富造成限制。如果《西京雜記》一段記載真實可信的話，那麼司馬相如本人對辭賦的特點及其真正價值是比較清楚的。他說：“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