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這裡指出賦乃是以美麗的語言形式來描述宏大的世界。但他的作品，卻不能不採用“曲終奏雅”、“勸百諷一”的扭曲形式。至於那些創造力不及司馬相如、又生活在儒家思想統治越來越深化的時代的文人，他們的創作就更缺乏生氣。實際上，漢代文學始終就是處在兩難的境地中：它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哪怕是表面上）成為儒學實踐的一部分，才能得到認可而獲得發展的可能；而為了這種認可，它又必須壓抑自身的文學特質而難以發展。
相應的現象是：漢代雖然出現了以文學為事業的文人群體，但他們的社會地位並不高。尤其在西漢時期，這些文人作為“言語侍從之臣”（班固《兩都賦序》），追隨皇帝左右，以皇帝感興趣的材料製作辭賦以取悅之，人格上缺乏獨立性。他們也為此深感痛苦。如枚皋“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偶”，“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漢書》本傳）。東方朔也自知他這樣的人“應似俳優”（《漢書》本傳）。就是辭賦大家，漢武帝誤以為古人而“恨不同時”的司馬相如，也並不以文人為榮。他的人生理想，還是要作一個政治家或儒學學者。他羨慕戰國時藺相如的為人，改名“相如”，可見一斑。晚年司馬相如因為對自己所處地位的不滿，稱病離開了宮廷。
總而言之，對文學價值更高的重視和更深刻的認識，文人地位的進一步提高，還要等到魏晉時代才出現。
漢代文學又一個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在大一統的局面下，出現了普及於全國的文學樣式，和以京師為中心的全國性的文學網路。這一點截然不同於先秦時代，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出現並在後世得到長期延續的現象。
先秦時代的政治局面，是諸侯分封，彼此相互聯絡又相互獨立。因而在文化上，也存在多元的地方文化圈。《詩經》有王畿的“雅”與地方的“風”之區別，“風”又有十五國風；
《詩經》全體又與楚辭構成南北文學的區別，等等。秦統一中國並統一文字，首先為全國性的文學交流準備了條件。漢以後，地方性的文學樣式漸漸消歇，代之以全國性的文學樣式。以漢賦為例，西漢前期的辭賦，尚帶楚辭所特有的南方色彩；中期以後的辭賦，則已吸收了先秦時代南北文學中的多種成分，如《詩經》的四言句式，楚辭的華麗表現，戰國諸子散文的論辯色彩和誇張渲染的手法等等，成為全國性的文學樣式。至於漢代才出現的五言詩，也不是在一個地方文化圈裡形成的。雖然我們對五言詩如何萌發的情況尚不夠清楚，但至少可以說，當它成熟的時候，就已經是全國性的文學樣式了。
上述現象又同以京師為中心的全國性文學網路的存在直接相關。先秦時代多元性的地方文化圈，雖相互影響，但卻是平行的存在。在漢這個中央集權的統一王朝，政治中心自然成為文化中心；它同地方文化不再是平行關係，而是統馭關係。文學風尚的傳播，以京師（尤其宮廷）為中心向地方擴散，同時地方也向中央反饋。這情形猶如東漢童謠所唱的：“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廣袖，四方全匹帛。”譬如漢代詩歌演進為整齊的五言形式，自然不可能是全國齊步一致，這一種苗頭，也許在京城首先出現，也可能首先在某個地方出現，但必定是經過中央樂府機構的採納，才能散播到全國去。
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的形成，使漢代文人具有宏大的視野，因而產生宏大的作品，這也是漢代文學值得注意的特點。像司馬遷那種在全國範圍內的漫遊，頗有一種象徵意味。他所面對的，不是彼此對立的許多諸侯國，而是一個廣闊而完整的世界。這個世界必須從巨大的時空意識出發，才能給以完整的描述，於是就孕育了規模空前、包羅永珍的《史記》。《史記》在今天看來，是一部從“五帝”到漢武帝時代的中國通史，但在當時人的意識中，實際是一部人類史、世界史。作者已經把他能夠認識到的全部時空內容包舉無遺。當我們跟隨司馬遷在當時人心目中的全世界的上下幾千年歷史上漫遊，觀察從帝王至平民的社會各階層人物的喜怒哀樂時，我們也不能不被那廣闊的歷史場景和深邃的歷史意識所震撼。固然，中國後來的歷史大部分是統一的，某些朝代的版圖比漢代還大，但後人已經缺乏漢代人那種第一次征服世界的新鮮感和恢宏氣度（短暫的秦王朝，只能視為漢王朝的前奏）。“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報任安書》），這樣的宏願，必須司馬遷這樣的天才方能實現。但其中所包含的巨大時空意識，卻又是時代的產物。所以，漢賦雖然在今天看來頗覺板滯，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