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有一定的破壞作用，司馬遷是明白指出了的，卻不妨讚揚他們重然諾輕生死的義風。甚至，《酷吏列傳》激烈抨擊了酷吏的殘忍，《太史公自序》又說“民皆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故酷吏也有存在的理由。這些並不是因為司馬遷觀念混亂，而是他看到社會本身的複雜性，需要廣泛而多視角地理解各種人的生存方式。即使是他所反感的人物，也儘可能如實地描寫，不簡單地一筆抹殺之。
東漢班固指責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力而羞貧賤”（《漢書·司馬遷傳》）。然而，這些恰恰是司馬遷遠比班固之輩高明的地方。正是由於司馬遷對歷史和社會具有獨特的、極其深刻的理解，對各種人物的生存活動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不受正在建立起來的儒家統治思想的束縛，敢於蔑視世俗道德教條，也不從某種單一的學說出發來理解人和描寫人，《史記》方能成其豐富和博大，產生一種獨特的魅力，而區別於後代所有其他正史。
第二節 《史記》的文學成就
《史記》是一部史學名著，又是一部文學名著。前面介紹先秦歷史著作時，我們說這些歷史著作中包涵著或多或少的文學因素、文學成分；而對於《史記》，這樣說是遠遠不夠的。
因為《史記》的寫作，具有文學方面的動機，所以這一部史書本身，就兼有文學的性質。
司馬遷本人，是有著浪漫的詩人氣質的。從《報任安書》和《史記》中，處處可以看到他富於同情心、感情強烈而容易衝動的性格特點。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禍，也是一場性格的悲劇。因為無論從私交還是從官職來說，他都不負有為李陵辯護的義務。西漢末的揚雄說：“子長多愛，愛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馬遷浪漫的詩人氣質。
《史記》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寫作的目標，我們前面已經提到，這不僅意味著總結歷史、記載史實，而且也意味著透過大量歷史人物（其中有許多是作者同時代的人物）的活動，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類的生存方式，人類在世界中的地位，人類生活中的各種矛盾、困境。這些也正是文學的根本目的。只不過《史記》作為歷史著作，在虛構方面受到較多的限制。
《史記》還具有抒發情懷的目的。《報任安書》中，把《周易》、《詩經》、《離騷》等等，歸結為“大抵皆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由此提出了“發憤著書”之說。這種說法不一定完全符合於他所列舉的古人著述的實情，但完全符合於《史記》的實情。《史記》在敘述歷史人物事蹟的同時，處處滲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內心的痛苦和鬱悶，這就是我們千年之下讀《史記》仍不能不為之感動的關鍵。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稱《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後者也正是從這一點著眼的。
為了達到這些目的，《史記》使用了大量的文學手段，達到了很高的文學成就。以下，我們從它的敘事藝術、人物形象塑造藝術和語言藝術三方面加以介紹。應該說明，《史記》的核心部分——本紀、世家、列傳，基本上由人物傳記構成，它既有很強的故事性、戲劇性，又透過這些故事來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謂敘事藝術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藝術，本來是無法一分為二的。只是為了表述的方便，我們先從總體上分析《史記》敘事的方式和藝術特點，然後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記》以前，中國的敘事文學已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先秦歷史著作中已有頗為龐大的戰爭場面的描寫和較為複雜的歷史事件的敘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動有趣的故事，這為《史記》提供了一定的基礎。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興趣，還在於首尾完整地記述歷史事件，並透過這些事件來表達政治和倫理評判，其敘事態度主要是史學性的。司馬遷則除了記述歷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強烈的要努力再現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場景和人物活動的意識；除了政治和倫理評判以外，具有更強烈的從多方面反映人類生活的意識。所以他的敘事態度，有很明顯的文學性。
《史記》的敘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稱的客觀敘述。司馬遷作為敘述者，幾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後的“論贊”部分，才作為評論者直接登場，表示自己的看法。這種方式，為自如地展開敘述和設定場景提供了廣闊的迴旋餘地。但是，所謂客觀敘述，並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場和傾向，只是不顯露出來而已。透過歷史事件的展開，透過不同人物在其歷史活